□新时报记者 江丹
“我好像不喜欢写很真的小说,非要写也会加一个怪梦、一段想象,把现实扭曲一会儿,否则我不舒服。我只喜欢写超现实小故事,以后也会一直喜欢的。”沈大成在她的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的《跋》中写道。
“把现实扭曲一会儿”,大概很好地概括了沈大成的小说特点。比如她在《阁楼小说家》这一篇里,写了一位孤独、勤奋的小说家,他试图摆脱因缘际会得来的声名,去创作真正想写的作品,却苦苦不能。最终,他“杀死”了过去的全部自己,完成书稿。
小说里,小说家进行写作的阁楼里遍布尸体,每一具都是过去的小说家,“它们全部抬起右手做写字状,嘴巴张开似在相互辩论”,这些尸体显然是一种魔幻的存在,但沈大成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过去的日日夜夜,小说家无数次痛苦地否定自我,“每一具都献身于写作”。与小说家的孤勇和连续不断自我反思相比,围绕着他发生的一切才是荒诞,而这种荒诞已经被我们视为心照不宣的社会规则,习以为常,我们接受它的存在,甚至将其视为行动指南。
再比如《义耳》这一篇里,沈大成写了一群没有耳朵的边缘人。“曾经,他们长着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双耳,然而他们缺乏我们忍受嘈杂的能力。流行音乐越来越难听,政治意见引发大规模争吵,邻居全都粗鲁无礼,马路上的工程太频密,电视中的综艺节目音效又假又刺耳,商场里的促销广播很烦人……他们生来如此敏感,为听到的声音烦恼,也为还没听到的声音担惊受怕,而一旦担心上事,似乎就更容易听见什么,饱受听觉之苦。”于是,他们“舍弃耳朵,成为无耳人”。
可是,无耳人想要“正常”生活在“正常”的人群,必须戴上“义耳”,掩饰他们的真实身份。更讽刺的是,他们舍弃耳朵是为了避免那些噪音的干扰,却因此对声音变得无比在意,而“耳朵”为他们制造了新的矛盾,占据了他们更多的时间。他们在属于自己的无声城市建立了义耳工厂,研究耳朵、设计耳朵、生产耳朵、维修耳朵。看到这里,我们会跟小说里那位前去参观的小提琴手有着一样的疑惑:“为什么,这不是荒谬的事吗?你们居然远比有耳朵的人花更多精力在耳朵问题上,你们和耳朵的关系实际比我们的还亲密。”
《屡次想起的人》里,沈大成就写了很多这样看起来奇怪得不可思议的人和事。还有高空作业擦玻璃的人,他原本是片场的特技演员;执迷于抓娃娃机的年轻男子,路人对他心怀善意的美好想象与他背后的残酷现实形成对照;还有“口袋人”“分段人”“折叠国”……妙也正是妙在“把现实扭曲一会儿”,仔细读来会发现,沈大成构建的那个荒诞不经的世界,正是我们现实世界的一个镜像。不是沈大成扭曲了现实,而是我们的现实本身就已经发生扭曲。
我们之所以没有发现这种扭曲,大概是因为我们很少将自己抽离去做个旁观者。试着去审视一下我们熟悉得已经几乎不会刻意留心的生活,就会发现有些存在和认知超乎常识。比如误把作为某种附庸的追捧者当作真实赞美的文学爱好者,或者误以为自己是特权一部分而傲慢自居的普通人,还有充满塑料感和机器感的职业性礼貌、职业性微笑、职业性温柔……真诚和智慧这些美好的人类品质,统统不在。
我们不应该扭曲现实,更不应该扭曲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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