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

□新时报记者 江丹

《我们唱》不是一本新书，但很适合在这个时候读。它是叶三写音乐人的一部合集，其中就有野孩子和五条人。

因为一档名为《乐队的夏天》的综艺，这两支乐队“出圈”。野孩子演唱了他们的经典作品《黄河谣》，在那个喧嚣燥热的舞台上，他们的表演沉静安宁却又气势辽阔。五条人临场换歌，海丰方言的《道山靓仔》让大家听得云里雾里，但是演唱结束之后那段“脱口秀”击中了大众对有趣灵魂的想象。被换掉的那首《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其实很不错，也应该被更多的人听到。

喜欢这些乐队的人，面对“出圈”的心情是复杂的。希望他们“出圈”，有更高的知名度，能接到更多的演出和活动，从而过上更好的生活，可是也隐隐有些忧虑，担心他们被过度消费，从此再也没有动人的音乐。大众喜欢看五条人说脱口秀，可是真正的乐迷更喜欢听他们的歌。

《我们唱》中跟五条人有关的两篇是《生活要像海里的鱼》和跟他们的音乐同名的《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叶三写这支说着海丰方言、唱着海丰生活的海丰乐队的精神内核，写他们在海丰乐迷眼里“很自由，很自然，而且很高贵”的生活。五条人所唱的是另一种城市生态，与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无关，与被消费主义包裹的时尚无关，而是局促、拥挤、吵闹和自嘲。

“要做独一无二的东西，把它当作艺术来看，它不是为了挣钱，唱片公司将我们做成音乐人，我无所谓，因为做音乐的过程也是在经历人生，在这个过程中要思考。更多我们可能是在玩我们想要玩的东西。我们一直跟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音乐形式没有好坏，没有对错，就像六合彩一样，所有号码是公平的，只是刚好那组号码中了而已。”《问题出现我再告诉大家》中，仁科如是说。

五条人没有刻意拔高音乐的意义，正如他们也不会升华海丰生活的简陋，只是随性地唱着他们想唱的歌。在大众那里，这被想象成一种浪漫，我们放不下的那些东西，在五条人看来大概只是一种可有可无、随来随走的寻常事物。

《我们唱》中，叶三写野孩子的那篇题为《西北野孩子》。其实野孩子是背景，真正的主人公应该是张玮玮和郭龙，他们来自西

北，落脚西南，这是一场漫长的地理迁徙和精神迁徙。

几年前，在环山路的一家酒吧里，听过张玮玮和郭龙唱歌，那应该是他们就专辑《白银饭店》的一场巡演。大部分听众都是年轻的大学生，正值无忧无虑的年纪，听张玮玮和郭龙饱经沧桑的音乐倾诉。大概过几年他们就会知道，社会残酷到让他们连忧伤的时间和空间都没有，所以那些音乐的演唱和表达才尤其珍贵。

“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没有人看见我，我心里多悲伤。我坐在老地方，我抬头看天上。找不到北斗星，我只看见月亮。……我走过了城市，我迷失了方向。我走过了生活，我没听见歌唱。”

刚开始工作的那几年，很喜欢张玮玮的这首歌。做着力不从心的事，未来似乎有隐约的希望，更多的是不知所措的迷茫，但是不能停下脚步，只能从一个地方走过一个地方。

张玮玮有些歌大概永远也不会出现在精致的舞台上，那里适合欣赏，但其实并不适合共鸣。有的民谣、摇滚歌手的名字已经在互联网上消失，但是那些歌还常常在聚会或者独处时被唱起。这些音乐都跟精致无关，对那些创作和演唱它们的人来说，那只不过是一种多余的装饰。

翻阅每个乐队的历史，几乎都有过一段简陋和匮乏的历史，精致是后来的事情。回头看过去，早先青涩的那些日子或许正是这支乐队最生猛的时候，激荡着自己或者别人的精神，演唱着那些细微或者汹涌的忧伤。

“《我们唱》写的是一批音乐人的故事，在他们的故事之间，我自己的经历和记忆也夹在此。我很喜欢这个形态。我写的这些音乐人都是我尊敬并且喜爱的，在书里，好像我们真的一起走过了一段生活。”叶三在序言《和朋友们在一起》中写道。

通过音乐的联结，我们也已经在精神上与这些音乐人达成友谊。除了五条人和野孩子，《我们唱》中还写了很多音乐人，他们不曾在《乐队的夏天》中出现，但他们的歌和故事已经在江湖流传已久，比如万晓利、吴维，当然也有老狼、张楚等。还有的音乐人，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消失，但是《我们唱》里的文字成了一种历史的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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