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映13部，总票房约6亿 国产纪录片近年还是口碑好票房差

今年上映13部，总票房约6亿

据统计，在2018年冲击年度总票房600亿的大背景下，今年上院线的国产纪录片仅有13部，其中票房最高的是《厉害了，我的国》4.8亿，其余多是几十万票房，这13部纪录片总票房为5.69亿。

反观近两年一些由已经在电视或网络中获得广大好评和口碑的纪录片改编的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生门》，票房却出人意料地不尽如人意。《舌尖上的新年》院线票房194万元，《我在故宫修文物》票房647万元，《生门》的票房仅为157万元。近几年纪录电影确实在题材上也进行了多样化探索：聚焦于社会现实题材的《生门》、《二十二》、《摇摇晃晃的人间》；自然题材的《重返狼群》、《我们诞生在中国》；人文题材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新年》；根据综艺节目衍生出的纪录电影，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之大电影》等，但这些纪录片在票房表现上依旧不尽如人意。在有好口碑却没有好票房的艰难条件下，国产纪录片应该如何生存并发展？记者专访国内纪录片工作者和院线经理，共同探讨国产纪录片现状。

旨在聚集更多观影群体，不求过多商业回报

国产纪录片对于国内观众来说，仍然是个刚需。纪录片创作跟故事片不一样，因为现在拍摄设备、技术条件都达到了，就无法阻挡创作者完成这个片子文本的可能性。国内每年上院线的故事片大概有500部，基本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但是纪录片现在每年上院线的在10部左右，还有很大的空间。纪录片这个行业内不管发生多大的地震，都挡不住这种刚需的增长和创作数量的丰富性。比如现在的陈晓卿就专心去做美食类商业纪录片，夹杂一些软植入在里面。

近几年，纪录电影也得到了更多行业人士的重视，越来越多之前的尝试者及项目案例都为之后的创作答疑解惑，从立项拍摄到宣传发行的各个环节给予帮助。一方面，纪录电影在商业院线的表现以及在社交平台上的口碑传播让创作者更有信心，另一方面，纪录电影的创作者往往对大银幕放映有情结，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创作者认为，纪录电影的社会价值要通过公映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被问到为什么纪录电影要选择商业院线上映时，“希望影片能让更多人看到，是回答次数最多的答案。”但很多导演和演员哪怕业内人士，并不指望纪录片能获得多高的票房回报。

种类越来越多元化，创作环境越来越轻松

总结今年的纪录片上映情况，电影市场专家蒋勇表示，纪录电影不仅创作数量明显增长，题材内容与摄制形式更为丰富，并在网络传播上得到了各大社交平台的青睐，纪录电影在新媒体环境发展中的受众基础和潜在需求进一步展现。近年来国产纪录电影摆脱了“主旋律OR明星宣传”的模式，用多样化视角呈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生门》、《重返狼群》、《二十二》、《最后的棒棒》等分别从医患关系与生命教育、人与自然关系，到人生态度与人文关怀，展现了纪录片题材的更多视角。曾多次参与纪录片创作的导演李牧宇向记者表示，如今纪录片的创作环境总体来说比较宽松，自然科技、人文历史、民族文化等问题都不大，如果创作题材和相关机构的要求相契合，还能在立项和资金上获得支持。

所以，无论是从创作的可能性还是观众的诉求，还是目前国内的创作环境，国产纪录片不管怎样它都要成长。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纪录片研究者孙红云表示，“就看它是野蛮生长，还是被规训了生长，还是丰富多样地生长。”

融资渠道多元化但“赚钱不易”

坊间有说法是每个拍纪录片的导演几乎都有借钱、贷款、抵押房子的类似经历。在被问及“创作过程中经历过的最大困难”时，《二十二》导演郭柯表示，资金问题确实比较难解决，虽然说纪录电影目前有很多融资渠道，但拍摄过程中资金短缺也是常事。据行业人士介绍，国内目前的纪录片投资一般分为几类：一是政府或企业投资、外包团队操作的项目；二是各大播出机构出资并提供资金与制作思路，以互联网平台和电视台为主，自制或委托纪录片公司进行生产，并在互联网上进行传播，这两种背靠“金主”，生存状态相对来说比较理想，但在创作的自由度上会受到诸多限制。另外就是专门的纪录片公司以及个人类的纪录片，还有出于情怀或个人其他目的的资助以及众筹，这样纪录片公司和个人类纪录片虽然创作相当自由，但融资就相对艰难，此类资金往往不干涉创作，在票房回报上也没有要求。

孙红云的纪录片《在少林》已经拿到了拍摄许可证，预算大概在500万左右，在纪录片的投资中算是中等成本，但是找资金就折腾了好久，刚开始当地电视台想投资，但合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孙红云感觉他们是完全不懂纪录片的人，就中断了合作关系，之后也有些投资商会谈，几轮下来看起来就要谈成了，但最终都没有结果。

纪录片《自行车与旧电钢》的导演邵攀则认为能活着拍纪录片就是挺大的问题，“拍摄资金算是小困难了，活着是最大的困难，当然这仅代表个人的看法。”他认为纪录片现在大都是非盈利状态，拍这么多年纪录片能活下来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自行车与旧电钢》目前票房收入为22.3万。而这部片子的拍摄成本有三四十万，基本都是自己掏钱贴的，花了三年时间拍完。

关琇是纪录片电影《喜马拉雅天梯》及《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幕后推手之一。谈及资金构成，关琇认为如今中国纪录片的制作资金流程不算完善健全，找投资确实充满了难度，“我们特别爱纪录片，找到投资确实是挺难的，经常也拍着拍着就没钱了，这时候就不断拉赞助、借点钱来解决。如今让它登上院线不是说预计要有多少回报，主要是看中院线的影响力，希望有更多人能够看到。”

如今纪录片不断登上大银幕，关琇也认为这个类型的影片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力。院线是商业机构，如果认为你的观影群体不大排片低迷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从纪录片导演的角度也希望给到更多的支持。

如何解决排片低迷？

很多业内人士觉得，纪录片并不是没人看，而是商业电影的宣发方式并不适合纪录片，它不可能像商业电影一样有几千万的宣发经费，但影片如果不宣传，观众不知道，商业院线影片上映如此密集很容易被淹没沦为炮灰。从事院线工作多年的院线经理李玉霖表示，目前，中国商业院线的大多数纪录电影还不用奢谈发展，好好解决生存问题更为实际。国产纪录片制作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吸引观众的兴趣点也是原因之一，再加上相较故事影片，纪录电影属于慢热型，很难仅靠前三天的票房判断其后市表现。他提到，目前影城经营成本较高、压力较大，但纪录片观众确实还有待培养，作为主流商业院线来说，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显然比情怀更有说服力。

目前，大部分国产纪录片在市场上的表现并不是太理想，有的票房收入仅有几百万，甚至几十万元。但在孙红云看来，虽然在当时来看片方没有赚钱，从长远来看实际上赚了不少。因为纪录片和故事片不一样，故事片这一轮在院线放完之后就没了，但纪录片是可以做长线放映的。比如《我的诗篇》2017年年初上了院线，但在此之前和之后都以点映的形式与观众见面，现在很多城市还有点映，它这个点映的体制已经建起来了。如果说纪录片就走一轮院线的话就很难，在院线基本就是一日游，但它如果做长线放映的话，可以后发力，在几年之后就能回笼资金，这是纪录片和剧情片最大的不同。

理想状态下，纪录片的正常循环链应该是走市场、走受众，网络和影院是两个真正的检验途径，靠政府扶持都不是常态，一定是要靠它形成一种良性的链条，在这个形成过程中，一定会有艰难，但它确实在成长。（周慧晓婉 滕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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