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很是推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一些成功的人也爱“历数”自己曾经的“苦难”。而这种逻辑其实很可能有个微妙的反推,即,“接受过苦难的人,比一般人,是更接近天将降大任的那位”。
对弱者的尊重,在这个时代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所以苦难越多,在这个时代越有发言权——这也是许多选秀节目到后来,总得去比惨的根由。或者可以这么说:当“炫耀苦难”在一个时代吃得开时,至少说明一点:这个时代的大众共识,是比较倾向于保护弱者的——这算文明的开端。
但如果,再想深一点呢?
司马迁著名的《报任安书》里,列举了一大堆例子,比如周文王被幽禁,于是演了《周易》;孔子受厄,作了《春秋》;屈原放逐,赋了《离骚》;左丘明瞎了、孙膑坏了脚、韩非死在监狱里,才有作品传世。他的结论是,“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简单说吧,一个人要倒了霉,想发泄,才有东西可写。
但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是司马迁的自我安慰:要不然,古往今来那么多受了宫刑的,为什么只有他一人写了《史记》呢?但你可以理解他,以及大多数苦难者的心路历程:因为经历苦难,他们失去了许多东西,他们对此愤懑不平,而且时常会向命运叩问“为什么会是我”;人的心理卫护机制,让他们倾向于从缺失中寻觅回报,他们必须说服自己:苦难是有价值的;他们反复陈述,也是希望周围多给出鼓励;他们其实知道苦难本身是坏的,但如果相信自己天生倒霉而毫无收益,就会让自己崩溃;所以必须不断说服自己:苦难也是有价值的。而从周围汲取各类肯定赞许,其实也都是这种自我说服的一部分。
就像我一个远房叔叔,40年前倒了些霉,后来一直反复陈述“其实那也不是动乱,我还是有许多收获的”,听者都会点头,哪怕他说过许多遍,大家也会耐心倾听。
一开始,我觉得大家被他迷惑了;后来才隐约感受到,其实大家对他的心态心知肚明,但因为他的时光已经流逝,无从复回;对苦难的叙述和自我安慰,是他的一种自我疗愈手段,我们给出的认同就是他的自我疗伤——而返回来说,每个人到最后,都可能会积一肚子的苦水,希望去跟别人倾吐,所以对这种苦难陈述的原谅,除了体恤与怜悯,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其实,让一个人成功的因素只有四个:1.资源,比如富二代。2.禀赋,比如身高如姚明,智商如牛顿。3.死磕,前提一定是觉得有意思。4.运气。看,这里面没有苦难。(摘自“罗辑思维”作者张佳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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