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湖丘壑》后记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唐俊高

怀揣非写不可了的题材，就像鸡婆夹着一枚非下不可了的蛋，我慌不择路，懵懵懂懂一头钻进了巴金文学院。

那是2017年的9月30日，龙泉山脚下的巴金文学院，正舒舒服服地享受着秋日的阳光。莫言先生题写的匾额，个性显摆，分量显赫。跲进大院门槛那一刻，我是硬着头皮的。那一刻，我多少还有些责备自己：你跑到这里来干啥？你在这里能够干成个啥？大院的右侧，是巴金纪念馆，大门敞开着，巴老的塑像就在那门口坐着，我更是身心发紧。我甚至虚火进去拜谒，就那样从老爷子的眼皮子底下惶惑而过，溜进了专家楼。不过，仓促间的一瞟，让我明明白白看清了刻在塑像靠壁上的那句话，我晓得，那可是巴老耗费一生挣下的座右之铭：“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这多像儿时父母时常给我打着的招呼：“讲真话哈，莫哄娘哄老子哈！”巴老也在给我打招呼，这声招呼，让我的心神立马安定。要晓得，这题材我已怀胎有年，却一度在写与不写之间纠结。症结就还在于要写就得真写，可真写下来又会是咋样的一个结局？幸逢省作协大掀“万千百十”文学扶贫书写热潮，阿来先生每每提及必是疾呼呐喊：“脱贫攻坚值得大书特书！”我想我这“三农”题材，本就非闯入扶贫大戏不可，这才跟着大伙儿报了选题。省作协将其立项定为重点扶持作品，这无异于给我打了一针鸡血。可是，我身边有过心哥们儿最先并不以为然，嘴里常常嘣出“扶贫小说”“命题作文”“正能量”等“微词”，为我紧捏一把汗。这偏偏又像铅锤，一下又一下地砸击着我那症结。

既安之，则写之。我关闭了QQ，关闭了微信，还干脆关掉了手机。整整一个月，没讲白天黑夜，没管上顿下顿，我把把细细地调配着自己的体力和心力，一字一句地摆着自己心里真实的龙门阵。其实，我本就落草农家，承蒙改革有幸中考就一举及第，学成后又回到乡村执掌教鞭，改行进报社后，多时仍东奔西走在田间地头。我就像茆竂茆眼镜儿一样，对川中这片浅丘情深意笃，对身边的父老敬畏有加，对他们的苦乐了然于胸，对他们的心思洞若观火。我也跟茆竂茆眼镜儿一样，总想实实在在地为他们做成些啥。如是，为村里修建阿弥陀湖有我亲自参战(当然，捞死鱼也有我亲自撑船)，为镇上募资修水泥路有我亲自担纲谋划，为氏族编修族谱有我亲自披挂主编，为宗支操办清明会有我亲自捧场助兴，去扶贫联系户给那些遭受了“病虫害”的贫困“小花”重“绣”金身，我更是紧跑在前。此外，我乡下老家就开发出了一股优质矿泉水，我搞新闻调研的基地县就种出了海洋一般的柠檬树，还雄霸了全国产量的百分之八十。我所行走的乡野村落，农林公司、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真正似雨后春笋，新农村综合体、新村聚居点、农家别墅、星级农家乐、文化大院等确实是层出不穷。乡村水泥道上，白天你会看见坐着电动轮椅的乡野老人悠悠然东瞧西看；傍晚，有三五成群的村民沿路溜达闲步，顺道去看看晒坝里张家大娘李家大嫂扭坝坝舞……这些，用不着虚构，用不着编撰，更用不着粉饰，足金足两和盘托出即可。这些，肯定是正能量，大写特写又何妨？正能量都不写，难道专去写负能量？正的，我就是吃得再饱，还能写得负么？

难，还在难度。此题材的现实性极强，焦距又太近，写作的难度还真能难死个我。历史的疙瘩，世风的污染，乡村的衰败，农民群体某些特质的集体变异，乡村人文秩序的严重倾斜，甚至道德品质的局部垮塌，等等，这些都直接指向着“三农问题”的成因内核。写不写？咋个写？这是难中之难了。不写，作家就没得勇气，没得担当，甚至没得良心。写，我就只有一个法子：讲真话，老老实实地交代其中的过筋过脉。假话连自己都哄不过，你还哄得过读者，哄得过社会？只要死守着正确的价值观，那些所谓负能量的东东，自然而然也就乖乖地为正能量的书写服务了。但是，作品前半部中，建鱼塘、修水泥路、修族谱、推广柠檬，似乎显得太顺？似乎应该加大难度，把矛盾的对立面扶持到不可调和的地步？不！我所认知的像大小假老练、大小黄狗等农民，没多大干坏事的能耐，翻不起多大的浪，更左右不了事物发展的进程。我量识他们只不过是世风污染下值得同情的受害者，是社会变革中应受怜悯的淘汰品。何况在后来的曾县长舆情风波中，身担村主任“要职”的假老练，也充其量形同那根“火柴”，而真正的难点还在他后面那只划燃他这根“火柴”的手。同样，风车车、酸果果这些村组干部，底层群体的顶梁柱，似乎也应该给他们的蹦跶设置些难度，让他们大显草莽本色？也不！因为我也量识他们手长袖子短，更没得三头六臂，就像绝大多数的乡村干部一样，除非挣到了政府科学的资源配置，他们才有干得成大事的本钱，所以我连个名字都没给他们，就让他们甘当无名小卒好了。不过，在人物的关系交织、命运走向上，我是自己给自己找了些坡坡爬的。所以脊背弯曲的驼表叔，挺立成了乡村硬邦邦的脊梁；硕果仅存的“五老七贤”幺老爷，目不转睛地观照着世态炎凉，不遗余力地用德行温润着世道人心，还满心期盼着法安天下；村支部代理第一书记曾县长，看似成了普天下“第一书记”中的奇葩一枚，却总是令我动情动容，赚去了我不少的眼泪。

难，也在语言。酒席间，我常常搞一游戏：让不大了解我的哥们儿猜我以前是教啥科目的，还提劲：你可以猜三次。结果一般都是他们输得遭我罚酒一杯又一杯。他们哪谙我竟是教英语的，教了十二年，还教得蛮不错。问我为啥改行，我苦笑：我的思维是汉语的。这话看似玩笑，实则是大实话。确切地讲，我的思维还是川版的。我出生的这方天地，我这方先辈的遗存，使我对自己生命的意识，也是川版的。所以这部作品我采用的是大白话，还艰难地固执着塞进了一些方言。这样的固执，其实是想把大白话炖出些味道来，特别想炖出川味来。要说我土，我就是土，我本身就是土人一个，我还梦想着自己能土得掉渣，梦想着跟京味、东北味、西北味等一较高下哩。其实好多方言都是古汉语宝贵的留续，现今能进入交流的方言，也已在字面、词意、语法等方面经过了现代汉语的淘洗。这你都“嚼”不烂，那只能说是你的事。如若你不喜欢“嚼”，不愿意“嚼”，不屑于“嚼”，没事的，拉倒就是。

初稿完成后，我邀请身边的一些文友，专程去到阿弥陀湖边，在一村委会会议室开了一次讨伐会，还特邀了当地的村干部、村民代表列席。后来，省作协又专门为我召集了一次改稿会。两次会议的要旨竟如出一辙：好的就不说了，专门指着眼睛骂眼睛，指着鼻子骂鼻子。一片“骂”声中，我自受其益，自得其乐。因为，我讲了真话，把心交给了他们，他们也在讲真话，也在把心交给我。

2018年11月7日于蜀人原乡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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