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请假

◇罗兆勇

请假，顾名思义就是有事或生病，请求准许在一定时间内不做工作或不学习。

请假的种类繁多，细分有几十种，如军官和工人有一年一次的探亲假，老师和学生有农忙假、寒暑假，妇女有产假，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有事不出工也要请假，时下公务员有带薪假，国家还有几个法定假等等。

请假的方式，不外乎写假条，或当面口头请求或托人带口信，现在可直接打电话，无论哪种方式的请假，都必须经单位领导的同意。否则就算违犯组织纪律，轻则批评，重则处罚。

无论哪样的请假，人的一生不知有多少次，确实无法统计，也没有记住的必要。但是，因我的请假，就勾起了一段难以忘怀的往事。

记得那是1959年9月，安岳县偏岩中心校的45个高小毕业生，仅有8人考上龙台初级中学，每人每月由粮站供应28斤大米，我是其中之一。请假的事，则因大米而起。

第一学年，班主任是教政治的杨佐金老师，每周星期六下午，凡是要回家的同学由班长登记造册，就可到总务室领到半斤大米，不受限制。星期日下午5点前，必须赶回学校，吃晚饭上自习。

第二学年，杨老师调离学校，班主任是教历史的吴启烈老师。或许是新人新政策的缘故吧，规定凡是要回家的同学，必须写假条，经签批后，方可到总务室凭条领米半斤。

由于3年天灾人祸，细粮绝灭，粗粮也吃不饱，公共食堂彻底散伙，农村病人增多，粮站供给学生的口粮尽管粗细搭配，但一直有保障，所以每周请假回家的同学越来越多，为的是省一口粮食给家中的亲人拿回去。

每到星期六下午第二节课后，请假的男女同学里三层外三层地把吴老师围得密不透风，特别是路程远的，更是争先恐后，那场面洽如抢购紧俏商品，口喊干、手写酸、汗臭熏天，让吴老师有苦难言。

不久，又出新规定，吴老师在班上宣布，每周只许回去一半的同学，大家轮流请假。老师的“圣旨”谁敢不从？内心有怨恨也不敢言，唯从命怕刁难。

说句大实话，本来每人每天有0.933斤大米，学校只发半斤，而且为了省事，总务室用竹筒做量具，恐怕只有0.45斤，那时候的学生淳朴，也无人计较。

“农村细粮早已绝，孝老惜幼心如铁。周末请假多回家，半斤大米解燃眉。”这就是当时大部分学子的真实写照。

特别有趣的一次请假，让我终生难忘，至今记忆犹新。那是1961年国庆节前一天，正好又是星期六，学校杀了两头大肥猪打牙祭，中午每桌一碗烧白，大盆猪肉炒白菜，人均有8片肉约2两多，我望眼欲穿，等肉分到碗里却不忍心独食，借口肚子不舒服拿回宿舍，用菜叶包好放在枕边，决心带回家中。

本来上周我已回家，这周就不该回去。但想着要把肉拿回去，一定要想办法争取回家。

第二节课后，当该回去的同学都走了，我将写得端端正正的假条，毕恭毕敬地递到吴老师面前，低声下气地说理由，“假话”也脱口而出。除了平时表现好外，吴老师曾多次带男生到30里外的毛家粮站抬大米，都是我父亲经手。我有意彼此介绍，让吴老师对我父亲留下好的印象，所以，没费多大周折，吴老师破例准假，我带着几片猪肉和大米，飞奔回到家中开始煮饭，幼小的四弟也来添柴烧火。不等妈妈、二弟收工回来，香喷喷的肉粥稀饭早已煮好，晚上6人吃得很开心。天真的弟弟说：“要是大哥每周都带回肉来，我们就可打牙祭了。”这番话，说得我心酸眼含泪。

1962年上半年，奶奶病情恶化，周身浮肿下床都难，虽说临近中考，为了尽最后一份孝心，我还是厚起脸皮、壮起胆子，编理由找借口，拿着假条，或当面在教室或追到半路，或赶到办公室，甚至有一次还闯入吴老师的寝室，每次都会得到“特批”。

为了请假获得批准，平时我的表现都非常好，遵守校规班纪，上课认真听讲，作业按时完成，劳动积极参加，尊敬各科老师，团结全班同学，后来全年级90多个学生，中考仅17人跨入安岳中学，我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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