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是国家治理的“不二选择”

□本报记者 杨国庆

【对话人物】

胡锦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公共政策研究院副院长

利益多元化与法治、国家治理规则与法治、核心价值观与法治、公权力与法治、市场经济与法治……两个小时的演讲里，胡锦光阐述了关于法治的多方面内容。与现场观众的互动中，“拼爹时代”、“前腐后继”、“中国式过马路”等网络热词频现。

11月21日，由中宣部指导，光明日报社、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伦理学会共同主办的“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在自贡市荣县举行。胡锦光如何理解法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逻辑关系？本报记者进行了专访。

核心价值观的法治意义

记者：当今中国，为什么要选择“法治”这样一个核心价值观？

胡锦光：十八大报告确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市场经济给我们社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冲击：首先，政府不再是全能政府、无限政府，而是有了边界的有限政府；其次，不是老百姓越来越不好管了，而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人们的自由、平等、法治等意识在增强。我国社会呈现出利益多元化的趋势，相应也带来了价值观多元化的改变。

社会发展的新形势，要求我们必须转变国家治理方式。当务之急，是解决公权力滥用这一社会主要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这就要求我们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治理国家。

记者：您如何理解公权力滥用？

胡锦光：法治对于国家权力来讲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它具有赋权、保权、限权三项基本功能。限权是赋权、保权的前提。

在权力与制度之间，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权力把制度关到笼子里，或者是制度把权力关到笼子里。法治的精髓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人治的基本标志就是权力把制度关进笼子里。目前，我们在做决策时往往面临“依文件、指示办事，还是依法办事”的价值选择，国家治理存在人治和法治双轨运行的现象。

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治作为国家治理的“不二选择”，这是由公权力积极与消极的两面性决定的。公权力的第一个消极特性就是滥用。制约力量不强，公权力就会一直处于扩张状态。因此，只有法律将国家权力控制住，才能赋予权力、保障运行，达到保障人权的效果。

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记者：在利益多元化社会，如何坚持核心价值观呢？

胡锦光：实行法治，目的是为了保障人权，其中就包括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妨碍每个人拥有自己的价值观。现在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已经形成，但是还没有确立一套统一的规则体系。所有的利益冲突、纠纷的解决都必须回归到宪法和法律上来。

首先必须要维护宪法的权威，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解决矛盾、纠纷、冲突的唯一依据。在我看来，真正的法律是在法院的裁判文书里。法官在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时，眼睛里只有法律而没有其他，纸面上的法律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只有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排除法外的干涉，才能真正做到这一点。“民告官”的案件，行政机关往往拒绝出庭，这种消极态度显然不对。国家职能重在规范行为，而非管束人的思想。群众的合法利益因为受到侵害而起诉，如果政府败诉，那是老百姓在义务帮你纠错呢。

记者：核心价值观怎样才能入脑入心？

胡锦光：包括“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穴来风，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发展进步的产物，是我们每一个老百姓发自内心的生活追求，十八大只是将这种共同的追求概括、提炼出来了。

国家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就是弘扬和彰显核心价值观。宪法和法律中关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解释，确认了核心价值观的法律基础。宪法关于核心价值观的保障，在于宪法的实施和监督宪法的实施；而法律关于核心价值观的保障，在于法律的实施与法律保障。

要让大家信仰核心价值观，那就得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自由、公平、法治等得到了伸张。如果无论是谁，一旦其行为触犯了法律，都会受到公平公正的惩罚，法治等核心价值观想不在老百姓心里生根发芽，想不“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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