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光第：从儒士到志士（下）

戊戌六君子。

刘光第先生读书处。

刘光第先生出生地。

力图变法的光绪皇帝。

对戊戌六君子痛下杀手的慈禧太后。

戊戌六君子殉难现场。

□刘刚 刘海声

自古以来，华夏民族一直都有抗击异族入侵的传统。才子之乡富顺也不例外，历史上从不缺少抗击外侮的仁人志士，他们或群体，或个人，在灿若星河的历史天空里辉映着抗侮图强的耀眼光芒。

“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刘光第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清光绪九年（1883），刘光第进京应试名列二甲第88名，赐“进士出身”，经朝考后授予刑部广西司主事，可谓年轻有为。不幸的是，风华正茂的光第处在一个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旧时代，这对于一名刚进入士大夫行列并且想要实现个人抱负的新科进士来说，前进的方向无异于荆棘丛生。但从小就在艰难困苦中玉汝以成的光第，在民族和国家危亡面前，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爱国志士不同于常人的精神追求和价值取向。

壹 愤而出游重振信心

甲午战败，国家受辱、民族危亡的严峻形势曾一度点燃光第“振作一番”的斗志。但条陈不递，空有一腔凌云志的光第“时发愤仰屋太息，抚膺而伤气，减食而损眠，坐视无可奈何而已”。与条陈一起付之东流的，还有他那一系列抗侮图强的思想主张。“含血喷天，决眥切齿”之余，“胸中勃然莫遏之气，遂乃一一发之于诗”，苦闷之中的光第竟然接连作古诗数十首，以表“太息痛恨”之意。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二十三日，《马关条约》正式签订，日本获得巨额战争赔款和前所未有的侵略特权。消息传来，光第两称“投降”，直言“可叹可恨”。“呜呼！以一堂堂中国，而坐坏于数人之手，岂不可惜！”“数年以来，穷也穷不死人，惟去年（1894）以来，所见所闻之事，真是要气坏人，愁坏人也。”一日不如一日的国家局势，深陷伤心痛苦中的光第对朝政不免悲观失望，退隐之意逐渐萌生。“明年回福建一行，然后一游东南山水，卷而怀之，如吾乡李西沤先生（即李惺，垫江县人，清代教育家）故事，终老田里，著述名山，于愿足矣。”归隐之前，光第打算先去福建祖籍地凭吊先人、联络宗亲。

光绪二十一年（1895）八月，光第四子鹤年出世。但第九次当爹的喜悦仍然没能改变光第离京出游的决定。同月，他告假南下，直奔祖居地福建省武平县探亲而去。这一路，光第“由京师航北海以达南海”，于冬月初抵达武平祖居地湘坑湖。在与族人愉快相处两三个月之后，光第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春离开武平，取道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上海，由江轮换乘海轮北上，于六月初六返回京师。

贰 拜见总督痛谈时事

回归途中，光第特在武昌作短暂停留，登门拜见湖广总督张之洞。奇怪的是，有“晚清中兴名臣”之称的封疆大吏与名不见经传的“候补主事”相见，居然“痛谈时事”。笔者按光第的刚直性格猜测，在这位自己“时时想闻风采”的朝廷大员面前，光第向其表达对朝政的不满和吐露心中的郁结定会不少。但“公不以为狂，且出过许之语”，由此可见张之洞对光第才学人品的赏识。一年后的八月，正逢张之洞六十寿辰，光第撰写《湖广总督张公六十寿序》以示贺寿，把张之洞比作春秋时期的政治家子产，大加赞赏张之洞在总督两广、两湖期间的政绩和中法、中日战争中的作为。张之洞对光第所送的这一特殊寿礼“颇欣赏”“览之称善”，两人的彼此好感度可见一斑。

福建武平一游，光第“游览山水，略消愤懑”，加之有张之洞的鼓励赞许，返乡归隐的念头顿消，救国图强的志向又重新树立。他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三月十五日给自流井刘庆堂的信中说：“为人臣子，思去其位，总觉有不忍决然之意，并非恋贪禄位也。以为稍缓须臾，或有振作之一日，乘此机会，尚可有为，而平生自许之志，亦借以稍酬一二。”在此期间，光第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变化。一是开始关注君权与西方民权，论及外国民政议院制度时，他认为“君权不行，遂仿照外国参用民权之法”；二是对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高度评价，并从中学习维新变法新理论；三是支持宋育仁在四川办理商务矿务及《渝报》，让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得到广泛传播；四是参与创办“蜀学会”，且积极参加其中的重要活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二十九日，礼部尚书孙家鼐奏请将早期维新派冯桂芬著作《校邠庐抗议》发交部院卿寺堂司各官签注意见，以征求改革意见，得到光绪皇帝批准。借此机会，光第除盛赞皇上“言路大开”外，一口气提出47条变革建议“以备采择”，遂成《论〈校邠庐抗议〉》一文。文章论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等领域，提出变法思想非“轻弃吾中土之法而学外洋”，是“洗涤吾后世之弊政、而恢复吾古时之良法也”，并预言“本朝之治，将跨越汉、唐，直追三代”，其主体思想与四年前的《甲午条陈》一脉相承。这是光第继甲午年后又一次力主抗侮图强，可见其对投身变法事业的坚持和向往。

变法捐躯壮志未酬

甲午惨败后，割地、赔款等丧权辱国的行径激起朝野内外强烈反应。特别是在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影响下，光绪皇帝也逐渐坚定变法决心，意识到“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于是多次下诏求贤。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保举现象普遍盛行。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谕旨，“戊戌变法”正式开始。与该谕旨同时下发的还有一道明发上谕，要求各省督抚荐举“品学端正，通达时务，不染习气者”“以备朝廷任使”。这是光绪帝连发的第三道上谕，可见其对人才的需求非常迫切。

新旧党争 被慈禧视为康党

七月十三日，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私交甚厚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上书荐举刘光第、杨锐等17人。时陈宝箴深获光绪帝信任，在他所保举的17人中，获光绪帝当日谕令“预备召见”的多达13人。其中，获“预备召见”的刘光第和杨锐后来直入中枢机构，这在戊戌变法的保举例中实属鲜见。七月十九日，光绪帝召见光第询问治国之道，光第“对颇详直”“力陈时危民困，外患日迫，亟宜虚怀图治，上称善”。召对后，光绪帝在光第的名字上画上朱圈。七月二十日，光绪下诏：“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给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与新政事宜。”头天召见，次日颁布任命，堪称惊人的超擢。虽说只是“军机章京”，但谕旨中有两条特例，一是“四品卿衔”，二是“参与新政事宜”。

七月二十一日，光第入值军机处的第一天，光绪帝同时颁下朱谕一道：“昨已命尔等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并令参与新政事宜。尔等当思现在时事艰危，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列，由军机大臣呈递，俟朕裁夺。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特谕。”清朝的上谕多由军机章京拟稿，军机大臣修改，皇帝审定。而由皇帝亲拟朱谕，数量很少。由此可见，光绪帝对光第等人的重视与重用。可惜光第等四位新任军机章京并未经慈禧太后同意，在新旧党争中被慈禧太后视为康党，这为光第后来遭难埋下了祸根。八月初一日，军机章京任上仅十天的光第在给胞弟厚村（刘光筑）写信时说：“因有‘参与新政’四字，遂为嫉妒者诟病，势如水火，将来恐成党祸。”足见光第的政治敏锐性和可预见的观察力。

即行处斩 六君子喋血京城

光第入值军机处后，与谭嗣同一班，每日的工作是“分看条陈时务之奏章”，即专门审阅司员士民的上书，签拟处理意见后呈皇帝批阅，相当于光绪帝的秘书班子成员。一般情况下，军机处每日奏折不过十余件至二十余件。进入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来，数量开始增加，至四月“维新变法”启动后，数量再次上升。特别是六月十五日准许司员士民上书言事后又有新增，每日处理的折件数倍于平时。加上这些条陈动辄几千字，其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在此期间，光第在家信中说：“兄二日一班，每日三更后入直（值），忙迫极矣！”经查，从七月二十一日至戊戌政变前的八月初五日，光第等四章京在15天内共收到上书294人次至少359件，看来光第的“忙迫极矣”绝非空话，半夜三更上班在所难免。光第的勤政，来源于他从光绪帝的振作中看到了国家的希望。他在私信中表达了当时的心境：“现在皇上奋发有为，改图百度，裁官汰冗，节费练兵，改科举之文，弛八旗之禁，下诏求言，令州县市民均得上书言事，决去壅蔽，民气大振。”

世上确有一语成谶之事，“党祸”真的在光第预言中来到。八月初六日，慈禧太后突然发动政变，不仅剥夺光绪帝独立行政的权利，并且下令抓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这一天距光绪帝下令变法仅103天，距光第入值军机处仅15天，距光第的诡异预言仅5天。初九日，慈禧太后的逮捕范围又从康氏两兄弟扩大到7人，光第不幸名列其中。初十日，光第被关押至刑部监狱。十三日，光第与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被“即行处斩”，喋血于他工作仅十年的京城。他一生希望通过变法图强从而实现国家不再遭受侵略欺凌的梦想不得不戛然而止，年轻的生命就此终结，不禁令国人扼腕痛惜。康有为给光第题写挽联，梁启超、赵熙、宋育仁等为光第立书作传，纷纷彰表其为民族进步而变法图强的壮举。这一年，光第年仅39岁。

文图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新闻推荐

德阳市加码扶持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感言“打拼创业更有信心了！”

成都武侯区少年宫的学生到三彩画坊体验学习年画制作。受访者供图能受邀参加德阳市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不少个体工商户都...

富顺新闻，故乡情，家乡事！不思量，自难忘，梦里不知身是客，魂牵梦萦故乡情。富顺县，是陪我们行走一生的行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