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文化与长江文化之关系 虞和平

对于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现有的研究者多认为就是淮河流域，即淮河两岸及其所有支流地域生成的文化均为淮河文化。具体说法是：淮河流域是苏、鲁、豫、皖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夏商周三个朝代建立之地。其“文化空间”在淮北地区包括旧石器时代处于“沂河上游”的沂源猿人文化，新石器时代的“仰韶、龙山、青莲岗、大汶口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庄道家学说，孔孟儒家学说，墨家学派，韩非、李斯的法家学派；秦汉以后的以寿州和扬州为主的淮南文化。对淮河文化区域的这种划分，东西两极界限清楚，但南北两翼界限之分尚可斟酌。如按照上述划分，则黄河南侧、济水流域、长江下游北侧甚至南侧均成了淮河文化的区域。淮河与黄河、济水、长江是中国上古时代被称为“四渎”的4条主干河流，尤以黄河和长江为要，也各有自己的文化。按上述划分方法，其它三渎的文化都不见了，这就让人感觉到中华文化的原始文化中似乎只有淮河文化了。因此，对淮河文化区域划分，还需要考虑淮河支流区域与黄河、长江干流及支流的地域关系和人文关系。

淮河文化的区域范围，应以淮河干流流域为主，兼及合理范围的两岸和支流地区。除以河流划分的相邻流域文化关系之外，淮河文化还有以国族地区划分的相邻地域文化。这主要有西北面的中原文化、东北面的齐鲁文化、东南面的吴越文化，以及包含着淮河的荆楚文化。淮河在春秋战国时期大部为楚国之地，寿春曾为楚国晚期的都城，其文化自然亦是荆楚文化之一部；又与中原地区、齐鲁地区和吴越地区之江北部分直接相连，其文化亦自然会多少不等地受到这3个地域文化的影响。淮河文化具体内容中大多属于中原文化、齐鲁文化，而以广陵为中心的淮扬文化应属于吴越文化。因此，从源头上来说，淮河文化由这4种地域文化的交汇而成，其文化特质主要有：多元性、双边性（上中下游）、依附性、兼容性和开放性。

现有的淮河文化研究，较多涉及淮北的黄河文化，较少涉及长江文化。其实，淮、江文化的连带关系，从淮河地区纳入楚国之时就已存在，且是荆楚文化之一部分，而荆楚文化的主体因素是长江文化，这时的淮河文化不能不受长江文化之影响。秦汉一统中国以后，淮河文化与黄河、长江文化的交流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是西汉初年淮南王国的设置。它地跨长江南北，无疑促进了江、淮文化的交流和互动，其标志是由淮南王刘安主持的两部文化作品：一部是《淮南子》，它汇合道、儒、法、墨等诸子学说而成，后人将其归为“杂家”之学；另一部是《淮南王群臣赋》44篇（今仅存《招隐士》1篇），其风格为离骚体。这两部作品典型地表现了淮河文化的多元性、兼容性和开放性特征。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这种融合还导致淮河文化的一次重要转型，即从缺少政治文化和核心文化到生成政治文化和核心文化的转变。《淮南子》所论涉及国家治理与民众利益、制度变革之关系；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之关系；还提出以“仁知”治国的主张。这可谓是对孔孟治国理念的吸纳和发展，丰富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文化。此后，长江文化对淮河文化的影响逐渐扩大和深入。随着隋、元时期的大运河开通；南宋以后的国家主流文化重心南移，江南商品经济的发达；近代以后江南地区现代性经济和文化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推进了与淮河流域的经济交流，而且推进了人口交流和民间文化交流。总之，隋唐之后，特别是南宋之后，长江文化与淮河文化的通融渐趋紧密，并成为淮河流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研究区域文化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当今的区域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以来，从深圳特区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战略就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是我国又一个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以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形势要求来检讨我们的区域文化研究，还有很多问题有待开拓和深化。一要拓宽研究视野，加强淮河文化和皖江文化关系，开展区域内外文化的比较和联动、互动研究。二要深化研究领域，包括对安徽境内淮河文化的研究，以淮南、寿县为中心的淮河文化带的研究，民间文化、商业文化的研究，以及外来文化融入机制的研究等。总体来说，安徽的淮河文化研究，挖掘揭示其与长江文化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原副所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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