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中常有人脊梁

□钱欢青

秋天的龙子峪天高云淡，村口地里一大堆的花生，是刚刚收起来的。人群熙熙攘攘走过去了，我就想，要是刘主席也在这人流中，一定会高声问那地里的农人：老乡，今年收成怎么样啊？你家几亩地？

但是刘主席已经不在了。

我们是为刘玉堂文学馆的开馆仪式而来。仪式在山野中的一块平地上举行，平地边缘已是斜坡，凳子放不平。平地尽头立起一块板子，领导们挨个上去讲话，风吹原野，我只听见刘主席的公子悲伤深情的话语。还有沂源本地的一位官员，说起一个刘主席热爱家乡的细节：有一天天降冰雹，噼里啪啦砸向人间，刘主席在济南家中阳台跪下，嘴里念念有词，祈祷冰雹有情，不要砸向沂源家乡。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眼中一酸，想起来一个从穷苦农家走出来的人，如何靠一支笔挣出一片天地，想起来一个飘荡的游子，内心里怎样时时涌动着故乡的云。无论小说、散文，刘主席下笔最多的，永远是乡村的小人物，即便酒桌饭席，他说得最多的也是村里那些好玩极了的小人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过的一个农民，大跃进时期，在地里劳动间隙，一手拿着煎饼吃，一手拿着人民日报学习，农民没文化，为了把话说得对仗，把人民日报简化成了三个字。这诙谐幽默中透出的荒诞，于是变得极有“冲击力”。每次刘主席演起这个喊口号的场景，都让人哈哈大笑。但笑过总会有一缕心酸浮上心头——你无法不心酸，当荒诞的天空笼罩无边的土地，土地上那个谁也不会注意到的农民，阴差阳错地解构了这铁幕般的乌云，提示我们常常被我们忽视，却最最重要的，乃是人的尊严。

在这一个意义上，执着于写沂蒙山区的小人物，当然也是在为身处无情历史的每一个小人物，挣得人而为人的尊严。

所以，挂在刘玉堂文学馆中的书画作品众多，我最喜欢的却是书法家王瑞写的李心田评刘玉堂的话：“堂前虽无金玉马，书中常有人脊梁。”书法飘逸潇洒，评语真切有力，是文意、书法珠联璧合之作。想起来以前常常和刘主席一起参加一些作品研讨会，和大部分人一味地夸赞不同，刘主席在说一部作品的优点之外，一定会再指出它的缺点，说得兴起，还会反复阐述。而所有的观点，都是自己读过作品之后才发出的。去各地采风也是如此，不说假话，即便一个大城市，他也要把小县城的笑话写进去。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作家，能不被虚荣和糖衣吞没，而依然保有一颗赤诚之心，殊为难得。

如果刘主席自己来，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文学馆，三个朴素的农家院落，里面却设计得很有品位。三个院落，一名沂河源，二名燕子崖，三名钓鱼台，不仅有刘主席生平照片、手稿、作品、生前所用之物，还有会务中心和文学之家。是如他生前所愿，希望文学馆能哺育更多的乡村文学青年。

午饭就在距文学馆不远的桃花岛，一汪水居然深蓝深蓝，一叶小舟系岸边，风吹起来也没有一丝尘土，只有波光粼粼的水面。饭菜也好吃极了，又有人唱起歌来，歌曲和歌声却那么伟光正。我又想，要是刘主席也和我们同桌吃饭，会多么开心啊，他一定会兴高采烈地拿过话筒，唱一曲《小放牛》，唱完牧童唱村姑。

《戏里戏外》第一篇，刘主席写的就是《小放牛》，在牧童与村姑对唱多次“那个也无妨”之后，牧童至死不改：“一命见阎王，那个也无妨，阎王爷面前我诉诉冤枉，纵然死在阴曹地府，转一世也要与你配成双。”终于金石为开，那村姑为之所动，与他一起唱道：“转一世咱们两个配成双么咿呀嗨。”

文章最后，刘主席写道，“依然能记得，我第一次看五音戏《小放牛》，他二位牵着手下场之后，咱还意犹未尽，以为他两个还能出来着，等了半天没出来。我问一块儿去看戏的二姐和小姑，那两个小孩怎么不出来了？她两个对视一眼即暧昧地笑了。我二姐说，早换了戏了，他两个再出来算干吗的？那成关公战秦琼了。我小姑则说，是让那小狐狸精给迷住了吧？臊得咱了不得。”

哈哈哈，刘主席，您写得可真是好玩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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