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微刻象牙牌

□王滨

淄博市博物馆藏有两枚早年前征集的微刻象牙牌,由于其入藏时间较早,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在进行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时,它们引起普查研究人员的特别关注。经认真释读和考证,其神秘面纱最终被揭开:它是清代微刻艺术大师于硕早年所作,具有于硕微刻艺术风格的典型特征。它们填补了该馆工艺类微刻艺术收藏的空白,同时也是此次普查的重大新发现。

两枚微刻象牙牌材质和尺寸相同,选材考究,结构质地致密,纹理细腻,为便于悬挂,均以黄铜镶边并穿铜环。它们通长2.8厘米,通宽1.6厘米。牙牌净长2厘米,宽1.4厘米,宽度比现行的一角硬币窄,长度相当。正、背两面施刻,正面刻山水人物画,背面刻长篇古诗文。

其中一枚正面所刻山水人物画,是仿山水画家、“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翚(字石谷)的画风。其正面有题款:“远听橹声,近谈赤心。仿石谷子笔法,丁未初夏,啸轩。”该图构图严谨,内容丰富,画面中的山石、树木、瀑布、孤舟、水波、房舍及人物等,巧妙地利用了刻刀的特性,刀法灵活多变,犀利凝练,刻画精细；线条和皴法点线结合、繁疏有序,近远景具有较强的层次感；岸边人物与远帆交相呼应,紧扣主题,中国山水画的韵味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背面全文刻录宋代文学家欧阳修的《秋声赋》,落款为“右录欧阳修文,岁为丁未,时在五月,序属中夏伏日之前三日,予客京师,作于合间南窗之右,啸轩于硕刻”。《秋声赋》刻文共24行,每行18至22字不等,计411字,另落款41字,背面刻文共计452字。

另一枚(如图)正面所刻山水人物画,为仿元代画家王蒙(号黄鹤山樵)画意,线条皴法颇得其精髓。其正面有题款:“长途何须心着急,自然有日到家乡。仿黄鹤山樵法,丁未年五月上浣作,啸轩。”该图构图饱满,宏伟大气,山石、树木层次丰富；刀法运用娴熟,刻画到位,图中所绘四人物紧贴“归乡”这一主题,各具情态,形神兼备,使整个画面自然、灵动,富有生气,意境幽远。背面全篇刻录元末明初文学家宋濂的《送天台陈庭学序》,落款为:“右录宋濂文,时在丁未年初伏前三日,作于京师,啸轩于硕刻。”《送天台陈庭学序》刻文共24行,每行18至21字不等,计434字,另落款24字,背面刻文共计458字。

从上述两幅山水画面中可以看出,于硕对所刻画面构图的疏密、繁简、动静、聚散等相互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于方寸间呈现恢宏景象,细微处却又能纤毫尽显,将微刻技艺发挥到极致,充分展示了作者对画面的整体把握,彰显其精微的刻绘境界。

象牙牌背面所刻的两篇文学名作,虽是以刀代笔,却能做到笔画波磔精严,不失毛笔书法之韵味,融欧、颜、柳、苏法帖之风格。其文字刻画全凭手感运刀,意在刀先,字里行间气韵贯通、浑然天成,所刻线条的虚实粗细、徐疾轻重、抑扬顿挫,有着较强的韵律感和节奏变化。借助十倍放大镜观其细节,可见其刀法精到、繁而不乱、疏密得当,其笔画一丝不苟、一气呵成,且无败笔。这两件作品充分展现了于硕既工书、善画,又精刀刻的深厚艺术造诣,是不可多得的微刻艺术经典之作。

微雕艺术又可细分为“雕”和“刻”两种形式。“雕”指圆雕、浮雕、镂雕等阳雕,讲究“型”的塑造和雕琢,偏重三维立体空间及形象展示；而“刻”则指阴线浅刻,突出表现平面中的书法、绘画等艺术内容。微刻在技法上要求极高,由于载体太过细微,囿于当时条件所限,尚无先进的设备可以辅助,雕刻者在进行操作时完全凭借意念和感觉运刀,靠经验完成创作,属“盲刻”,所以微刻又被称为巧夺天工的“神刻意雕”,成为我国传统工艺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于硕,早年名宗庆,字啸轩,别字啸仙,清同治十二年(1873)生于江苏扬州江都塘头。自幼受其舅父李氏家族中精通擅长刻瓷、刻竹技艺者的影响和熏陶,并师从当地书画名家邱元甫,其书法效法“二王”,兼修欧、颜、柳、苏,尤擅苏体；山水宗“四王”,仕女、人物事吴门唐寅。经潜心研修,于硕不仅书画精进,且镌刻艺术更为见长,集书、画、刻诸艺于一身,精工人物、山水,书法挺秀、笔力苍劲；其镌刻细如毫发,且竹、木、牙、角兼而用之,将浅刻艺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成为清代晚期能书、善画、精刻,造诣深厚的全能雕刻家、一代微刻艺术大师。于硕在国际上也屡获殊荣,享有极高声誉。中华民国四年(1915),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上,其象牙微刻作品《赤壁夜游图》荣膺金奖。报纸时评其:“以方寸之牙,刻万余字,真乃鬼斧神工。”在汤用彬等人编写的《旧都文物略》中,于硕被尊称“当世第一单刀浅刻大师”。于硕以微雕浅刻艺术闻名于世,与其弟子吴南愚并称“南于北吴”,对我国微雕艺术的传承与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文献、著录中不乏对于硕的记载和述评。清末民初徐珂在其编撰的《清稗类钞》工艺类“工刻竹木扇骨”中,对于硕的微刻技法作了详细叙述:“光绪初,江都于啸轩目光精炯过人,方寸之中,能刻万字,至阔扇骨,可刻三十行。……其最小之字,以大十余倍之显微镜照之,犹不能见。”著名收藏家王世襄的《竹刻艺术》一书中,用“惟至其极则如江都于啸仙(轩)”来称赞于硕的微刻；史学家邓之诚的《骨董琐记》中也有“今江都于啸轩,于径寸间刻千字……每字每行第一笔刻成,即不寻行,黑暗中摩娑成之,人竭目力始辨,井然成行,无一败笔”的记载；清末著名学家、古玩收藏家赵汝珍,在《古玩指南》中记述的“能于五分方圆之象牙面上,刻字千余……是殆所谓鬼斧神工也”,更是高度评价于硕的微刻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至高境界。

在款识信息中可以看出,这两枚微刻象牙牌是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同时刻于北京的。两枚微刻象牙牌的艺术风格、工艺技法相同,微刻画意精妙、书法精到、刻技精湛,虽为于硕早年所作,但此时其艺术风格已日臻成熟。于硕历经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期,他的传世之作大都流散存于民间,中外收藏家们都极为珍视。博物馆虽作为专业收藏机构,但笔者经过初步调查核实,目前国内也只有北京、天津、上海、扬州等少数博物馆有其藏品。其中,天津博物馆收藏其作品稍多,达7件。于硕的家乡扬州市博物馆仅藏其1件作品。因此,1983年被淄博市博物馆征集入藏的这两枚微刻象牙牌弥足珍贵。

淄博是陶瓷琉璃之乡,传统的刻瓷艺术至今兴盛不衰,而于硕少年时也曾在陶瓷上刻文。此外,鼻烟壶内画艺术在淄博也得到传承与发扬,小小的鼻烟壶之内,可以绘制出众多的人物、动植物、宏大的场景以及长篇诗词歌赋。“以小见大,至精至微”是鼻烟壶共同的特征,这与微刻艺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存在特殊渊源,正可谓“壶小绘天地,牌微刻乾坤”。

淄博市博物馆收藏的这两枚象牙牌,不仅丰富了馆藏,同时也为探索、研究和深入挖掘“微刻”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工艺门类增添了宝贵实物资料,是难得的微刻艺术精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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