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博山窑三彩印花枕

□李鸿雁

淄博市博物馆征集了一件金代三彩印花枕,形如银锭状,枕面下凹,两边上翘,底面平坦。此枕长18厘米,宽10厘米,枕面长方形框内饰印花钱纹,四周以回纹相围,釉色主要为黄釉,中间饰绿釉。前后两立面各模印麒麟一对,立发翘尾,圆目,作回首状。两侧面模印双狮火焰纹。这件三彩印花枕是金代博山窑的代表产品。

三彩器属于低温铅釉陶器,经两次烧制而成:胎坯成形后,先入窑素烧,出窑冷却后涂三彩釉入窑进行二次釉烧。由于釉烧温度低,所以成品器形规整,胎釉结合紧密。金代三彩器的釉色主要是黄色,釉料调配得当,色彩的透明度和饱和度都非常高。在烧制过程中,主釉色互相交融、互相渗透,由此又衍生出介于主釉色之间的中间色,使金三彩呈现出异彩流光、斑驳淋漓的艺术效果,成为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朵奇葩。

博山窑的烧造历史悠久,可以上溯到汉代。宋金时期战乱频发,但博山地区远离战乱区,受战争的影响较小,因此博山地区的陶瓷产业能够持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陶瓷器品种也不断增多。金代是博山陶瓷发展的鼎盛时期。受唐三彩的影响,博山窑大量烧制三彩器,并且凭借其制作铅釉陶的经验,发展了三彩工艺,使得博山窑三彩艺术在金代达到了高峰,形成了具有独特地域风格的“博山金三彩”。博山金三彩的制作工艺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和浓厚的时代特征,它除继承了唐、宋三彩的特点外,又在自身传统工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使其不论在生产工艺、造型式样、装饰表现形式,还是在黑釉的巧妙应用方面都形成了自己独有的工艺特色。博山金三彩器均为日常实用器,与唐三彩被作为冥器使用的性质形成了鲜明对比,其特殊的使用功能为其增添了别样的形式美感,并成为博山窑的特色之一。

除三彩枕外,瓷枕也是中国陶瓷宝库中的一朵奇葩。考古发掘和研究表明,瓷枕最早创烧于隋代,唐以后开始大量烧造,河南安阳隋开皇十五年(595)张盛墓中出土的长仅3.9厘米的箱形瓷枕,是已发现最早的瓷枕。唐代瓷枕的用途主要有三种,一是作为医生诊病用的脉枕,二是用作书写时垫手腕的腕枕(唐代流行写经,手腕会酸痛,于是便把瓷枕垫在手腕下),三是外出旅行露宿时作枕头使用(这种瓷枕又称为袖枕)。可见唐代的瓷枕并非专门用于睡觉。到了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的发展进入繁荣和鼎盛期,并开始主要作为卧具使用。这一时期名窑众多,瓷枕烧造也进入全盛时期,瓷枕造型多样,形制、装饰题材也日益丰富多彩。

两宋及金元时期,瓷枕形制多样,流行箱形枕、腰形枕、银锭形枕、如意形枕、人形枕、兽形枕等,造型千变万化,多姿多彩。装饰技法有刻、划、印花、剔、雕塑、彩绘等,使装饰纹样的题材更广泛。具体纹样有山水画、人物画,有诗词歌赋,有格言警句,有花鸟鱼虫,还有很多反映人们日常生活场景的画面,意趣盎然,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宋代文风大盛,北宋晚期诗人张耒《谢黄师是惠碧瓷枕》中有“巩人作枕坚且青,故人赠我消炎蒸。持之入室凉风生,脑寒发冷泥丸惊”之语。说明宋人有馈赠瓷枕消暑的习俗。李清照《醉花阴》中也有“佳节又重阳,玉枕纱厨,半夜凉初透。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之句,词中的“玉枕”指的就是瓷枕。清代乾隆也曾在瓷枕上题诗:“瓷枕通灵气,全胜玳与珊。眠云浑不觉,梦蝶更应安。”不仅文人墨客喜欢作词,民间匠人也经常在瓷枕上书写词句,如一方磁州窑瓷枕枕面上以黑彩书五言诗一首“夏日景(影)偏长,遥天转暑光。如人会消遣,何处不清凉”,另一枕上写着“为惜落花镛扫地,爱观明月懒胡(糊)窗”。这些词句反映了宋人悠闲自在、与世无争的生活状态。当然,瓷枕上的诗词并非全都是表现闲情逸致的,也有忧国忧民之作,如一瓷枕上写着“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这显然是作者借唐朝诗人张祜的名作表达对金人灭北宋的悲愤之情。另外,瓷枕上还常见格言警句,如“众中少语,无事早归”“为争三寸气,白了少年头”等。可见上至皇室贵胄下至普通百姓,清凉沁肤、祛暑怡神的瓷枕都是其心中所好。元代以后,随着各种软枕的出现,瓷枕的烧制便开始走下坡路,使瓷枕的辉煌定格在宋、金、元时期。

枕是中国陶瓷宝库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它融陶瓷技术、文学艺术、保健医学、民俗风情、吉祥文化等于一体,集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于一身,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工匠们把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丰富的想象都渲染在小小的枕面上,枕也因此成为中国民俗文化的符号和载体。这件三彩印花枕形制规整、纹饰清晰,为我们进一步研究金代博山窑三彩器提供了宝贵的实物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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