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郢中”说

□魏传来

在公示的般河改造设计蓝图中,以“郢中”命名的景点有三处:“郢中诗社”、“郢中坝”和“郢中广场”。这显然是根据蒲松龄的“郢中诗社”取名的。这些新的文化景观的建成,对打造淄川的知名度和提升淄川的文化品位都有重要意义。

郢(音yǐng),春秋战国时楚国的都城,在今湖北省江陵县纪南。也称郢都、郢城,是当时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郢中,就字面而解,应是指楚之国都郢城之中。文学作品中大都借指古楚国、古楚地。而最著名的是《郢中》诗,是唐朝诗人汪遵所作的收录在《全唐诗》中一首咏史的七言绝句:“莫言白雪少人听,高调都难称俗情。不是楚词询宋玉,巴歌犹掩绕梁声”。

这首诗的题材取自春秋战国时期宋玉“对楚王问”的历史典故,是说高深莫测的知识、正确的理论往往不能被世俗所接受而常常被埋没。

宋玉(约公元前298年-约公元前222年),又名子渊,汉族,东周战国时鄢城(今湖北宜城市)人,楚国辞赋作家,历史上著名的才子。曾事楚襄王。生于屈原之后,或曰是屈原弟子。所作辞赋甚多,《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录有赋16篇。所谓“下里巴人”、“阳春白雪”、“曲高和寡”的典故皆他而来。

《宋玉对楚王问》见载于《古文观止·卷四》第十七篇,原文是:

楚襄王问于宋玉曰:“先生其有遗行与?何士民众庶不誉之甚也!”

宋玉对曰:“唯,然,有之!愿大王宽其罪,使得毕其辞。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有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

故鸟有凤而鱼有鲲。凤凰上击九千里,绝云霓,负苍天,足乱浮云,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篱之鷃,岂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鲲鱼朝发昆仑之墟,暴鬐于碣石,暮宿于孟诸。夫尺泽之鲵,岂能与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独鸟有凤而鱼有鲲,士亦有之。夫圣人瑰意琦行,超然独处,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

译成白话文:

楚襄王问宋玉说:“先生也许有不检点的行为吧?为什么世人百姓都这么不称誉你呢?”宋玉回答说:“嗯。是的,有这种情况。希望大王宽恕我的罪过,让我能把话说完。有个客人在都城里唱歌,起初唱《下里》、《巴人》,都城里跟着他唱的有几千人；后来唱《阳阿》、《薤露》,都城里跟着他唱的有几百人；等到唱《阳春》、《白雪》的时候,都城里跟着他唱的不过几十人；最后引用商声,刻画羽声,夹杂运用流动的徵声时,都城里跟着他应和的不过几人罢了。这样看来,歌曲越是高雅,能应和的人也就越少。所以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鱼。凤凰向上腾飞九千里,穿越云霓,背负苍天,翱翔在那极高远的天上；那篱笆下面的鷃雀,怎能和它一样了解天地的高远呢?鲲鱼早晨从昆仑山脚下出发,中午在碣石山上晒脊背,夜晚在孟诸过夜；那一尺来深水塘里的小鲵鱼,怎能和它一样测知江海的广阔呢?所以不光鸟中有凤凰,鱼中有鲲鱼,士人中也有杰出人才。圣人有高明的思想和美好的操行,超脱世事而独自相处,一般的世人百姓又怎能知道臣的作为呢?”

《对楚王问》是宋玉面对他人的谗毁所作的自我辩解。此文以宋玉回答楚王提问的方式,通过设喻和比喻,表现宋玉的清高孤傲、自命不凡的气质与品性。面对楚襄王的责问,宋玉不得不为自己辩护,然而整篇应对之词,却又没有一句直接为自己申辩的话,而是引譬设喻,借喻晓理。分别以音乐、动物、圣人为喻作比。先以曲与和作比照,说明曲高和寡；继以凤与鷃、鲲与鲵相提并论,对世俗再投轻蔑一瞥；最后以圣人与世俗之民对比,说明事理。总之,把雅与俗对立起来,标榜自己的绝凡超俗,卓尔不群,其所作所为不为芸芸众生所理解,不足为怪。“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为哉!”既是对诽谤者的有力回击,也表现了自己孤傲清高的情怀。

.宋玉的形象,颇有一定的代表性。在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里,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具有宋玉的性格特征。他们才高而命薄,正直而软弱,对社会的黑暗与丑恶十分敏感,却又无能为力。他们大都想入仕,想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但专制体制与官场的腐朽使他们的抱负大都不得施展,因此,他们常常在仕途上失意潦倒,怀着不被人理解的痛苦和愤慨而孤芳自赏。这与蒲松龄一生的境遇是何等的相似!然而,蒲松龄与好友成立诗社并命名为“郢中”之时,却正值一生中最辉煌、最春风得意的时候。

顺治十五年(1658年),蒲松龄19岁,应童子试,以县、府、道第一,补博士弟子员。山东学政施闰章非常赞赏蒲松龄的文才和识见,在批语中赞他“观书如月,运笔成风,有掉臂游行之乐。”意思是读了蒲松龄的文章,使人赏心悦目,就像甩着臂膀在美景中游玩一样。

连考三个第一,中了头名秀才,又得到省里的最高学官的赏识和点赞,这在当时是何等的荣耀!这对一个年仅弱冠的士子来说,自然是春风得意,风光无比。这时的蒲松龄,踌躇满志,对自己的未来前途充满自信,对科考仕途之路充满美好憧憬。第二年,也就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刚满二十岁的蒲松龄便与同邑也同时考中秀才的几个风华正茂的青年才子李希梅、张笃庆、王鹿瞻结成“郢中诗社”,“以宴集之余晷,作寄兴之生涯”。

为什么给诗社起名“郢中”?蒲松龄和他的社友们都没有留下只言片语的解释。笔者认为,之所以取名“郢中”,首先应该是他们对汪遵《郢中》诗意的高度认同。他们羡慕宋玉的才华横溢,敬仰宋玉的绝凡超俗,对宋玉的文章充满崇拜与赞许。对高雅难和的“阳春白雪”有着深情的向往和追求。当然,也有年轻气盛自命不凡、卓尔不群孤傲清高的情怀和曲高和寡知音难觅的自负。另外,郢人善歌,不管是阳春白雪,阳阿薤露,还是下里巴人,都出自郢中,以“郢中”命名,也应该含有雅俗共赏的意思。

诗社规模不大,成员也不多,但他们定期聚会,砥砺学问,切磋诗艺,锐意精进。这段经历,对于蒲松龄这位伟大作家在文学道路上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郢中诗社”是蒲松龄早期的重要文学活动之一。

诗社的这一段生活,在张笃庆的《昆仑山房集》(抄本)里,留下了他们当时唱和的诗作。从这些诗看,他们当时的心绪悠闲,以“山左风流客”自居,以知音相许,矢志青云。或白日山林观光,或月夜般河泛舟,飘飘然有神仙之概。

诗社中,蒲松龄和李希梅、张笃庆的友情最久,历时五十余年,老而弥笃,被称为“郢中三友”。他们同时参加科考,但都名落孙山,屡战屡败,终身潦倒。四十多年以后的康熙四十九年(1710)正月,“郢中三友”都过了花甲之年,淄川举行乡饮酒礼,三人因为年高才厚,齿德俱尊,同被荐为乡饮大宾。典礼之后,蒲松龄抚今追昔,想到他们青春结“郢中诗社”时的凌云壮志,如今都成镜花水月,不禁感慨万端,遂作绝句一首曰:“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这也算是对“郢中诗社”的总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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