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晚期银耳杯

□张冲

这件战国晚期银耳杯高5.2厘米,口径14～17.8厘米,底径5.7～10.6厘米。整体呈椭圆形,口微敛,曲腹,平底,口沿两侧各饰一新月形耳,两耳背面均有铭刻,一侧刻“四十年左工重一斤十二两十四朱名曰三”,另一侧刻“工一”。此器出土于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

耳杯这种器物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是由椭杯、舟、钅和演变而来的,盛行于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唐代以后很少见到。目前发现的耳杯,材质多种多样,有陶耳杯、玉耳杯、漆耳杯、铜耳杯、铜鎏金镶口沿蚌耳杯(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藏)等,而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出土的这件银耳杯更是少见,为国家一级文物。

金银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象征着权力与富贵。吉林大学江楠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国早期金银器的考古学研究》中指出,目前,在中国发现的银器多属于战国时期,种类有动物牌饰、装饰品、车马饰件、带钩、漆器附件、货币和容器等,而世界上最早的银器出现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银在早期文献中称“白金”,故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乃至战国的文字中都没有“银”字,东汉许慎《说文》中将“银”解为形声字:“银,白金也。从金,艮声。”随着古代先民对金银的认识和利用程度的逐步加深,金、银与铜一起逐渐被视为贵重之物,出现了“金三品”之说。《汉书·食货志》中记载“古者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其中的“白金”即为银。

临淄商王村一号战国墓出土的这件银耳杯所刻铭文,为我们研究其来源和流传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银耳杯的耳背刻有铭文“四十年左工重一斤十二两十四朱名曰三”和“工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龙国先生在其《山东临淄战国西汉墓出土银器及相关问题》一文中认为,铭文为一次刻成,书体与战国秦之十三年相邦仪戈、八年相邦吕不韦戈等相同,笔画直而纤细,均为铸成后以金属工具所刻；四十年为秦昭王四十年,即公元前267年；“左工”是左工室之省,战国时秦的“工室”有左、右之分；以斤、两、朱为计量单位,也与秦制吻合。综合以上几点判断,这件银耳杯为秦国所造器物。

李宇先生在《秦金银制品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初论》一文中指出,秦人自西周中期开始受周王分封于甘肃东部地区,与西戎长期杂处,进行战争与贸易往来,产生了诸多文化上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一过程中,秦文化对中国早期金银器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可以说,在春秋战国时期,秦国金银器的制作工艺和风格独领风骚、雄冠诸侯。那这件银耳杯是如何流传至齐国的呢?

《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入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在战国时期,齐、秦二国最强,甚至曾有“东西二帝”之称。秦在统一中国的过程中,除了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之外,还采取灵活的外交之策,以远交近攻和连横之策不断离间诸侯、各个击破。而临淄商王墓地出土的这件银耳杯似乎就见证了那段风谲云诡的历史。历史已经远去,只留下银耳杯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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