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玻璃器

□孙宜徐新

1992—1993年,临淄商王墓地共出土文物560余件,考古收获丰富,价值意义重大,填补了多项齐国考古资料的空白。其中出土的玻璃器也引起了学界的高度关注,这批玻璃器均出土于临淄商王墓地的一座夫妻并穴合葬墓中,从随葬铜器及银器的铭文看,女性墓主为“陵夫人”。学界认为该墓主为战国晚期不低于卿大夫级别的贵族。

此墓共出土玻璃器20件,均为浅蓝色。从形状上看,有圆形片状、球形珠状、扁平环状和棱形簪状,分别出土于墓葬的不同位置。其中,八棱形簪状器长短尺寸在4.2～5.7厘米之间；玻璃环外径10.5厘米,内径8.5厘米,厚0.3厘米；钉状冒径在0.6～1.6厘米之间；玻璃珠直径约4.2厘米；圆形玻璃片直径2.5厘米,厚0.3厘米。这批玻璃器现藏于淄博市博物馆。

有学者认为这批玻璃器为玻璃耳瑱,属于首饰一类。然而仔细比对已发掘的资料,笔者发现耳瑱尺寸均小于这批玻璃器,这批八棱形簪状器虽有实心与空心之别,但均不具备耳饰功能。东汉许慎《说文》云:“瑱,以玉充耳也。”《诗经》毛传云“瑱,塞耳也”,又云“充耳谓之瑱……天子玉瑱,诸侯以石”。瑱有质类之别,并不局限于某一种质地,功能是“充耳”“塞耳”,并且有着严格的佩戴等级。战国时期,玻璃器已经流行,因其美如玉,时人非常珍视。此墓所出的簪状器、玻璃环、钉状冒均与金耳坠置于同一奁盒内,成束放置,可见墓主人对玻璃簪状器的重视程度。玻璃环的出土位置似乎距离玻璃簪状器稍远些,似乎也不在奁盒之内,从相对出土位置来说,其基本与墓主人的头部位置相当,即使它们不与墓主人贴身而葬,也应是墓主人的心爱之物。玻璃环与同墓出土的龙纹环、龙螭纹环几无二致,其功能用途应该相似。如将其佩戴于墓主人手上,作为手镯佩戴比较勉强,手感也不好,但若将其与同墓出土的组玉佩组合使用,似乎效果更好。从发掘资料来看,早期的玻璃珠、管、片、环大多用于串饰的中间位置,起装饰、点缀作用。

此墓也出土了玻璃片和装饰于漆器之上的玻璃珠,玻璃片出土于墓室西部,玻璃珠出土于墓室东部棺椁之间,二者位置均偏中部,与盛酒铜器相邻,系按照相应的随葬品放置次序有意安排的。玻璃珠出土于一漆盘内,中穿孔。该漆盘制作相对简单,未腐朽的构件仅有铜环钮,玻璃珠应装饰于漆盘之上的某个位置。由此可见,玻璃制品在战国时期的应用已经不局限于首饰、配饰,还作为嵌饰应用到了漆器上,并且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研究发现,这批玻璃器均由模铸(即范铸)而成,与汉代的玻璃工艺技法相似。八棱形簪状器、玻璃球、圆形玻璃片以及玻璃环等器物在形制上有所不同,但在制作工艺上相同:或一块范铸,或两块范铸。玻璃簪状器应是一块范铸,其余为两块范铸。空心的玻璃器物只需增加一泥芯,成器后将其置于水中融化即可。

中国古代的玻璃属于铅钡玻璃系统,而西方玻璃属于钠钙玻璃系统。临淄商王墓地出土的这批玻璃器就属于铅钡玻璃系统,通过对其进行成分检测发现,其铅含量26.93%、钡含量16.46%,比同类器物中的钡含量稍高。这里铅和钡是助溶剂,氧化铜为着色剂。

在中国古代不同时期的典籍文献记载中,玻璃的叫法不尽相同,有流离、琉璃、璧琉璃、陆璃、琉琳、药玉、罐子玉、水精、硝子、烧料等。“流离”最早见于西汉桓宽的《盐铁论》,“璧琉璃”见于东汉班固著的《汉书》。从宋元开始,“玻璃”一词逐渐普及并在文学作品中大量出现,苏轼在送杨孟容的诗作中有“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之语,南宋徐玑有“是谁曾种白玻璃,复绝寒荒一点奇”之作。到了清代,玻璃器在民间被普遍称为“料器”,在宫廷里则一般被称为“玻璃”,乾隆御制的诗文中有“西洋奇货无不有,玻璃皎洁修且厚”之语。另外,明清时期,人们在诗文中也习惯将由本土铅钡玻璃制成的小件装饰品文雅地称为“琉璃”。

中国琉璃在三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保持着固有的特点。它的主要成分为铅钡,烧成温度较低,所以清脆易碎、不耐高温、不适应骤冷骤热,只适合加工成各种装饰品、礼器和随葬品等,比起陶瓷器、青铜器、玉石器,玻璃器具的用途较为狭窄。但作为工艺品,它由本国工匠发明而成,因历史悠久、造型精美、成分独特而自成体系,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云:“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彻,净无瑕秽。”琉璃象征着佛家所追求的那种单纯宁静、澈照四方的人格和境界,这大概也是琉璃被列为佛家七宝的原因。

中国原始玻璃出现于西周时期,这个时期的玻璃器数量少、品种单一,仅发现有套色的蜻蜓眼式玻璃珠和嵌在剑格上的小块玻璃。符合现代玻璃定义的真正玻璃制品最早见于春秋末年,为镶嵌于越王勾践剑剑格上的蓝色玻璃,可见玻璃在当时的珍罕程度。战国中晚期玻璃器的数量及品种增加,除了珠、管等小型装饰品外,还有玻璃璧、玻璃剑饰、玻璃印章等典型中国式样的玻璃器,玻璃璧的器形、颜色、纹饰都与同时期真正的玉璧相似。

汉代是中国玻璃的风华年代,出现了不少独具特色的玻璃制品,如广州西汉初年南越王墓出土的11对牌饰,均是鎏金铜框嵌蓝色板块玻璃,这些玻璃厚薄一致,色泽晶莹,透明如镜。汉代墓葬考古中出土有玻璃材质的耳瑱、珠、璧、剑具、镶嵌饰等,更有大型装饰陈列器出现,如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了重852克的大型玻璃兽残件。关于玻璃器的记载在当时的笔记小说中也逐渐丰富起来,《汉武故事》载“武帝好神仙,起神屋,扉悉以白琉璃作之,光明洞彻”,《拾遗记》载“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画石为床……上设紫琉璃帐”……

魏晋南北朝时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西方玻璃器越来越多。玻璃器不断传入的同时,吹制技术也开始传入中国,当时中国的玻璃器在艺术风格上明显受到西亚的影响,玻璃成分也发生了较大变化。辽宁朝阳北票市北燕冯素弗墓出土的淡绿色鸭形玻璃注,即以无模吹制的方法制成。

隋统一全国后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此时,大月氏国商人传授的烧造玻璃之法虽已失传,但借助烧绿瓷的方法烧造玻璃获得成功。陕西西安出土了隋代的浅绿色玻璃瓶、罐、杯、珠、卵形器等,其中以吹制法制成的罐及卵形玻璃器,其浅绿色半透明的玻璃质感类似当时的北方青釉。

唐朝是中国玻璃发展的第一个繁盛时期。唐朝玻璃器呈现的一大特性是与佛教有了广泛的联系,佛教的舍利掩埋制度选用玻璃瓶作为盛放舍利的最内层容器,此外还出现了玻璃材质的佛教珠衣、寺庙器物与地宫宝物等。玻璃器与佛教的结合大大提高了玻璃的地位,增强了其神秘性。

宋以后各朝,玻璃器种类增多,并且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更为密切。清代康熙时设立了宫廷玻璃厂,已能生产透明玻璃和15种以上的单色不透明玻璃。清代的缠丝玻璃、套色雕刻玻璃及鼻烟壶等,都是世界玻璃艺术中的珍品。

再回首,展厅里的战国玻璃器看起来如此朴拙简单,和后世绚丽夺目的玻璃器似乎不可同日而语,但它们是两千多年前的稀世之珍,是一个时代的文明结晶,是时间深处的花。它们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工艺价值是由漫长岁月滋养出来的,悠远的时光笼罩在它们身上,使它们看起来充满神秘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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