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老恩师

□李绍金

四十三年前,我顶替父亲到淄博矿务局东方红总厂石料分厂当了一名工人。刚进厂不久,来了一名叫陈维德的新书记。听老师傅说,他曾经在石料厂干过若干年,后来调走了,这回又回到“老根据地”了。

陈书记三十多岁,身材伟岸,,左腮一个疤,不苟言笑,面相冷峻。说来奇怪,陈书记表面如此严肃的人,开会讲话作报告却表情丰富,妙语连珠,风趣幽默,同样的话从他嘴里讲出来味道不一样,讲到妙处,往往让人忍俊不禁。但开完会走下讲台的一瞬间,表情立即恢复原样,双眸一凝,无人再敢对视。

陈书记人见人怕,不好接近,我却有一种想和他接触和交流的愿望和冲动,总觉得我们之间应该发生点什么故事,这种想法挺奇怪的。至于原因我也说不清,也许与我的性格有关,越是神秘的东西我越感兴趣,也许冥冥之中有缘。后来的事情证明,我这种第六感觉挺准确的。

陈书记刚来的时候,我在烧石灰窖。这是全分厂最脏最累的活,整天尘灰曝土,浑身上下脏兮兮的,谁都不愿去,尤其是年轻人宁愿开山放炮炸石头也不愿干石灰窑。陈书记偶尔到窑上看看,我灰头土脸站在一边,规规矩矩喊一声:“陈书记”。他瞟我一眼,点点头:“叫啥?”我报上名字,他“哦”一声:“小李孩”。

厂里有个小小图书室,地方不大,书也不多,去的人更少,我是为数不多的一名常客。陈书记经常来转转,不过不像是看书,倒像是看人。每次都是站在门口满屋瞭一圈,也不说话,背着手走了,好几次都这样。我不知道他要干嘛,谜一样的陈书记。图书室又来了新书,一本《<红色娘子军>创作谈》吸引了我。下了班我拿上两个馒头,夹上一片豆腐干在图书室边吃边看,办公室的小王来喊我,她说:“陈书记叫你,他把你的名字忘了,光说在图书室看书的‘小李孩’,我知道你好看书,一猜就是你。”

陈书记办公室很简陋,没有一件象样的家俱,一张破旧的三抽桌子,两把办公椅子,一张单人床,连个文件柜也没有。由于房间小,就这点东西已经显得满满当当的了,看来办公吃饭睡觉都在这里。我敲门进去,陈书记正在看文件,抬手示意坐下稍等。我顺手拿起一张报纸看起来,等他抬头招呼我的时候,报纸我也翻完了。从他的表情可以看出,对我在他面前如此随意和放松略感惊讶。陈书记说:“咱们厂一、二级破石工序改造工程结束了。26年了,石头粉碎、装车卸车终于机械化了。这是件大事,明天总厂宣传科来两个‘秀才’采访,说要登报纸宣传一下,你跟着学学。”

第二天,宣传科的人来了,又是现场照相,又是找人采访,又是开会座谈,临走叫我起草通讯报道的新闻稿件。向报社投稿我不是第一次,念高中时我就是学校宣传组负责人,经常给报社写稿子,发表的也不少,只不过当工人后没机会了。第二天一上班我把草稿拿给陈书记,标题是《二十六年的愿望实现了》。说实话,标题够土的,但挺实在。他看得很仔细,也没提什么修改意见。不过从他诧异的眼神中看出来,他没想到我写得这么快。临了他嘱咐我把底稿给他留下。几天后稿子在《淄博日报》头版刊登了。他拿出草稿对照,修改的地方不多,连标题都没动。这件事以后,写稿件的事似乎顺理成章了,厂里的新闻稿件都让我写,不过只能业余时间写,本职工作还得继续干。我也很珍惜这难得的机会,写什么稿子都很用心,在省报、市报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豆腐块”稿件。时间一长,在总厂也有了点名,连总厂机关的人都知道石料厂出了个“小秀才”。这种状况持续了一年多,大概在1978年底,陈书记把我调到办公室,不光所有文字材料都归我写,连黑板报、宣传栏也让我负责。我也算正儿八经干上文字工作了,这一干就是三、四年,我们的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他更多的是把我当个孩子,我则把他视为领导加父辈。我一直叫他陈书记,他也不改口,一直叫我“小李孩”。

1982年秋后,总厂要调我到厂办干文字秘书。陈书记不舍,我也不想走,可组织部门不让,三番五次催我报到。临别陈书记送我三句话:“一是多干活,少说话；二是夹着尾巴做人；三是得理要让人。”我去总厂机关到,先当厂办秘书,后干党委办公室主任,最后到机械制造厂当厂长,一干就是二十五年。

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我们的情感交往一直没有中断,而且日久弥深。从望之俨然到即之温然,我和陈书记先后共事、交往了三十多年,情感深厚,时间越长,这种体会越深。不论我调到什么单位,干什么工作,我始终把他视为恩师,特别是在遇到难题或转折需要帮助指点时,我第一个想到求助的人就是他,而他总是及时出现,指点迷津,帮我渡过了人生的许多坎。雪中送炭、锦上添花的都有他的身影。

2013年农历3月18日是他80岁大寿,因我在张家口出差,无法前往祝贺,觉得是个缺憾,想回去后补上,不料几天后传来他去世的消息。惊闻噩耗,犹如晴天霹雳,路途遥远,无法返回,我泪流满面,只能借南风送去我的哀思。傍晚我在一个人在偏僻处大喊一声:陈书记!可斯人已去,再也听不到“小李孩”的回声了。陈书记,我的老恩师,一路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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