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炜华
运转车长,一个因火车而诞生,又伴随着铁路技术发展而消失的工种。
然而,由它带来的荣誉感与自豪感,却根植于董茹辛、王嵋、房秀萍三位女运转车长的内心,虽然退休多年,这份工作依然影响着她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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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转车长通常由男职工担任,在原淄博列车段却有一支女运转车长队伍——‘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总共18名职工,分成两个班组,我任一班班长,二班班长是王秀英。”曾经的工作经历,练就了董茹辛干脆、利落的做事风格,说起话来简洁、明了、恰当,她说:“我们女同志与男同志一起站在运输一线上,感觉很潇洒、很骄傲、很光荣,也很荣幸!”
运转车长比较辛苦,所以大多数由男职工担任,他们工作在列车尾部,监督车辆运行和旅客上下车安全,遇紧急情况时,拉动“车长阀”紧急停车。
客车尾部通常是行李车或邮政车。是行李车时,运转车长就和行李员在一个地方工作。是邮政车时,就在列车员休息室工作。无论在行李车还是邮政车,运转车长都和客车风压表在一起——观看并与司机核对风压表上的数值是运转车长的一项重要工作。
铁路上曾经流传一个顺口溜——运转车长真伟大,坐着火车跑天下,右肩背着工作包,左手提着信号灯,总是重复一句话,尾部风压600千帕。
运转车长的工作包内放着雨衣、响墩、火炬等,非常沉。因为信号灯里装着硫酸,所以必须用手提着,防止硫酸渗出来,烧坏衣服与皮肤。600千帕是风压表上的数值,表示贯穿整趟列车的压缩空气的压力。列车开动后,压力必须达到600千帕。如此,它才能实现正常停车,否则的话,列车会像一匹野马,难以操纵。
时间过去了这么多年,现年65岁的董茹辛仍能一口说出班组成立的日子——1976年3月8日。此前,她在张北建筑段和泥,将一小堆泥土用水搅拌成半固体状,供同事盖房砌墙。董茹辛不喜欢这份工作,说:“本来想:干铁路是跑车,在车上恣悠恣悠。哪知道跑这和泥来了!”
“跑车”是铁路职工对列车员工作的俗称。列车在铁道线上日夜奔驰,列车员跟着火车狂奔,大家就叫这份工作为“跑车”。不久,董茹辛调到了列车段,做了列车员,像她说的那样“在车上恣悠恣悠”了。一年后,段上筹建女运转车长班,她因为有文化,工作认真负责,被选拔为培训对象,与另外17名女职工一起,成立了“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
被选拔成为女运转车长,王嵋感到非常荣耀,她说:“挑选女运转车长的标准是工作好,有文化,有责任心,个头不能低于1米60。所以,能被选上的都不是‘一般人’。”
坐在她身旁的房秀萍点头称是:“在站上发车时,旅客看到我们很惊讶,说:‘还是女的呀。’听到这样的话,感到很自豪。”
房秀萍与王嵋个头、模样相似,车站工作人员经常弄混她俩,有时王嵋值乘的列车刚刚离开车站,房秀萍值乘的列车就停靠到站台,车站工作人员会很疑惑地问:“你不是刚走吗?怎么又来了?”
房秀萍是1982年成为运转车长的,其时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地进行,人们对出行的需求越来越强烈,铁路随应时代发展增加列车趟数,运转车长的数量明显不足。加上原来的女转运车长有的休产假,段上就又选配了10名女运转车长。房秀萍被选上时才18岁,如花似玉的年龄,穿着铁路制服,胳膊上戴着“运转车长”袖章,无论在列车还是在站台上,都是一道美丽的风景。
那个时候,房秀萍最愿意穿的衣服就是工作服,不仅上班穿,下了班也穿,还穿着去照相馆照了相。
“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有它成立的时代背景。
原淄博车务段退休领导介绍:“当时,大庆有女子钻井队,天上有女飞行员,所以段上就组建了‘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
“女人做运转车长有她自身的优势,比如细心、认真、执行标准严。”这是大家的普遍共识。女运转车长们却说:自己胆子小,怕出事,不敢不好好工作。
胆小?其实胆子挺大的。
有一次,房秀萍值乘沈阳至青岛的列车,经过一个名叫涯庄的小站时,一辆拖拉机抢越线路,撞到了火车头上,将火车头的主风管撞坏了。房秀萍立刻将报警用的响墩放置到线路上,提醒后面驶来的列车停车,防止追尾,随即请求救援机车救援……整个处置过程快速、得当。大家都表扬她“大胆、心细。”
其实,胆子还真的挺小的。
女运转车长值乘所有经过张店火车站(现改为淄博火车站)通往济南、青岛、东营、莱芜东的列车,值乘区间为张店——博山和张店——济南、济南——坊子、坊子——张店,中间在济南、坊子铁路行车公寓休息几个小时。
女转运车长上下班时间没有规律,晚上下班是经常的事。有一天半夜,董茹辛交完班离开单位,看到墙角蹲着三个男人,他们说:“跟上她”。然后一路尾随,直至董茹辛家门口。董茹辛一进家门,就吓得瘫倒地上。丈夫听闻缘由,拿把斧子出门,说:“我去找他们。”三个人已没了踪影。
单位听说这件事后,开始派人护送下班的女转运车长回家。
作为女运转车长的家属,那些朴实的山东男人付出了很多,他们不仅自己工作,还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使得妻子将全部精力投放到工作中。问起这样做的缘由,女运转车长们说:“他们都以我们为荣。”
董茹辛与丈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火车站的站台上。董茹辛站在列车尾部,标准动作发车,丈夫躲在铁栅栏后面,看到她英姿飒爽的样子,一眼就相中了。此后的日子,无怨无悔地支持她的工作。
“这也叫一见钟情吧。后来他说:‘你能指挥一整趟列车,真威风。’但是这次见面也有小小的遗憾,”董茹辛说:“那时,还没有统一的铁路制服,我穿的是自己平时穿的衣服。如果穿上铁路制服,他更得相中我了。”
其实,很多时候,女运转车长都不把自己和“英姿飒爽”“威风”联系一起。班组刚成立时,生活不规律,18名女职工全都例假不正常。70至90年代,铁路上运行的大部分是绿皮列车,车厢内人满为患,不仅座位上,行李架上、座席靠背上、座席下、厕所内都挤着人,从列车尾部挤到中间或是前头,都是一场考验。有时候,列车员到站开门,开车后都挤不回乘务室,只好在门口站到列车到达下一站。餐车设在列车的中部,运转车长们经常无法到餐车吃饭,她们都自己带着饭,吃凉饭是经常的事情。
在丈夫的眼里,这些女运转车长真的辛苦,不过也确实能干,她们心里似乎没有“偷懒、计较、抱怨、娇气、自私”这样的词汇。董茹辛怀孕时,吐得厉害,都是一边喝着开水一边吐一边工作,到了公寓不吃不喝地趴上一阵,接着再上车工作。怀孕五个月时,她还帮着火车司机处理事故,因为跑得太快,孩子在肚子里不舒服,拼命用脚踹她。生下孩子,休完产假,董茹辛产生过调动工作的念头,是父亲阻拦了她,说:“一定要去干,女运转车长是新生事物,一定坚持到底,孩子我给你看。”
“上班那叫一个累呀。”董茹辛说:“都累得脚后跟疼。”
房秀萍印象最深刻的是晚上叫班。当时没有电话,职工家离单位5公里之内的,都由派班员到家门口叫班。叫班时间都是半夜,派班员不进家门,站在门口敲门,喊:“某某某,什么车次,几点几分,到点了。”女转运车长在屋内答应了,派班员才离开。
房秀萍的孩子不粘人,被吵醒后,翻个身继续睡。另一位女运转车长的孩子被吵醒后,却抱着妈妈哭,不叫妈妈去上班。房秀萍值乘的列车比那位女转运车长的晚一些,听到孩子的哭声,心里难过得不行,就跟那位女运转车长换班,叫她安抚好孩子。
王嵋印象最深的是值乘时的危险时刻。列车接近明水火车站(现改名为章丘火车站)时,全是坡道,还有一个大弯路,此时正需要打开车门,探出身子,瞭望进站信号,她们必须使劲抓住车门扶手,才能保证不被甩出去。
虽然如此辛苦,却没有一位女运转车长主动申请离开这个岗位。后来,她们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是铁路科技发展的结果。自1993年起,铁道部开始在列车上安装尾部安全防护装置,由它发送列车的技术参数,监督运行安全,运转车长开始逐步取消。“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的职工也跟着陆续转岗。1998年夏季的一天,房秀萍值乘回来,派班室通知她:不用去干运转车长了。
房秀萍、王嵋、张俊兰是最后转岗的三名女转动车长,渗透着她们的体温、汗水、青春时光和爱的信号旗、信号灯交到段上时,三个人不由自主地流下了眼泪。
2014年10月15日零时起,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正式开通使用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所有运转车长转岗。至此,这个存在近百年的工种退出历史舞台,成为人们的记忆。
转岗之后,女运转车长们有的做了行李员,有的做了列车员,有的成为管理人员,这些工作都比运转车长轻松,但是她们最看重、最怀念、最放不下的的还是运转车长。
董茹辛经常用“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的爱岗、奉献和吃苦耐劳,教育在铁路工作的儿子。房秀萍受班组互助互爱氛围的影响,对公婆极其孝敬,在她的眼里,没有婆婆和自己的母亲之分。王嵋退休后加入了老年合唱团、模特队,外出演出机会很多,出远门时,必选乘坐火车。她说:“我热爱铁路,退休了,只有通过购买火车票,对铁路做贡献。”
时光从1976年走到1998年,又走到了今天,铁路经过六次大提速,得到了快速发展,复兴号、和谐号在祖国大地上奔驰,高铁成为中国展示给世界的靓丽名片。
现今的淄博张店拥有两座火车站,它们一南一北,如同璀璨的明珠交相辉映。“三八”女子运转车长班的车长们住在这座城市的不同地方。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通过哪个方向,她们都会看到列车飞驰的身影,都会聆听到列车优美的声音。她们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做运转车长的日子,感受到通过工作、通过劳动获得的那份尊重与那份认可。
这是她们骄傲,更是她们生活的精气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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