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远去忆犹新 张福信

一天晚上,从微信上看到一则有关原淄博三中的信息,眼前倏然浮现出入学三中的情景,以致躺在床上,浮想联翩,夜不能寐,索性披衣下床,一追逝波。

人生的记忆犹如瓜果,稚嫩时刀刻手划的印记是极不容易抹掉的,随着时光的远去,往往记忆犹新。1954年夏天,我的二哥在淄博特委办公室工作,那时特委驻地在博山四十亩地。我从家乡临淄,坐火车去博山,途经张店转张博线火车考初中,考场在淄博一中,而一中与特委一墙之隔。录取后,我被分配到新建的三中上学。三中与一中隔着一条大沟,坐落在两座山脚下,一片荒芜的丘陵上。校园四周没有明显的界线,园里西南突兀,孤零零的6间教室；东北低洼,有一个伙房,三排房子,前一排为办公和老师宿舍,后两排为学生宿舍。我们是第一级,共6个班,我被分在1班,还是学号1号,我的同桌是2号翟焕波。

刚入学,恰逢秋雨连绵,毫无遮雨工具,往往淋得湿漉漉的,而当时的伙食,每天就是一日三餐窝窝头,吃菜多是炖土豆。由于在家乡多是吃煎饼,有些不适应,胃里经常冒酸水,也间或拉肚子。我们班只有极少数的同学是博山城里人,故而大多住校,一个班的男生挤在一个宿舍里。记得当时的校长吕洁忱,是一个长得很和善的中年人,他很少与学生打交道。而我对党支部书记郑文堂的印象较深,至今依然清晰如昨:他经常拿着一个用毛巾缝制的布兜,去伙房买馒头,且步履轻快。团委书记刘文山,是一个十分年轻的老师,满脸青春痘,洋溢着活力。

学校的体育设施十分简陋,只有在教室前面两个篮球场,但体育老师李科元,却是当时风靡淄博的“暴风雨”篮球队主力队员。开学时,他穿一身洁白的运动服,身材高大而矫健,上篮动作敏捷而潇洒,是众多篮球爱好者崇拜的偶像。我应该是他的铁杆粉丝,以致有一次体育考试项目是仰卧起坐,他监考在旁,以起的多少为分数,我竟然起了100个,全校第一,他给予我唯一的一个100分。教音乐与美术的是从一中调来的林笃泉老师,他大约50多岁了。上美术课时,他往往拿着一张洁白的宣纸,用唾液贴在黑板上,示范一张水墨画,让我们临摹。有一次,画人物素描,他竟然让我站在讲台上当模特儿,做一个扬手的动作,让同学们画。当时音乐课,是有教材的,他用一架风琴伴奏,让我们引吭高歌。他教我们五线谱,大家都学会了按谱吟唱。学校成立了校合唱队,他让我当指挥,还到校外演出过。最不可思议的是,1955年全市新年联欢晚会,在淄博特委礼堂举行,第一个节目就是他推荐我与一个女同学诗朗诵,诗的题目是《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我们的班主任是于畔清老师,身材不高,代数教得不错,他的夫人是侯老师,在教务处工作；教几何的张肇馆老师,干脆麻利,课讲得很好,后来听说被打成“右派”了；教语文的李老师,板书中规中矩,讲课慢条斯理；教历史的是我三哥在一中读书时的班主任云丽天老师,博山城里人,冬天穿一件黑色大衣,讲课缓缓有序；教地理的伊老师,在校园空地上种了一片西红柿,经常上山挑水浇灌……

当时,校方对学生课余时间安排十分精当,上午两节课之间,全校集体上课间操；下午两节课后的体育、文娱活动,相间而行,必须全体参加；晚上两节自习中间,是跳集体舞。另外,团队活动非常活跃,每班都有团支部,我们班支部书记是蒋光顺,我是全校少先队大队长。我刚刚15岁时,就由同班同学崔玉芬、曲爱青介绍入团了。

据说因为学校地下挖煤的缘故,三中只招了一届学生,此后再未招生。不仅如此,到了三年级开学时,一二班调到一中去了,不知何故我被留下,调到了原来的五班,我们班任嗣芝是全校短跑冠军,跑起来犹如一阵疾风,两只长长的辫子在背上急速的跳动。毕业时,凭着对三中的依依之情,我写了一首长长的离别诗,竟然有同学抄了出去,贴了整整教室外的一面墙壁。初中毕业后,我辍学一年,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考取淄博一中。

有道是山不转水转,沧桑定有变。离开三中11年后,我由菏泽重新分配到淄博市教育局工作后,不久奉命去组建张店区沣水中学,而郑文堂书记由于历史的曲折竟然是这所学校的伙食管理员,在新的层次上我们结下了友谊。又过了18年,我任张店区委书记时,他的儿子郑博明又竟然是我的汽车驾驶员,续建了两代情谊。而初中同桌翟焕波,时隔34年后,我们再次见面,他已是省统计局局长。1993年他调任山东轻工学院党委书记,而我早于他3年任山东工程学院书记,成为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彼此联系至今。故有《卜算子·致焕波》词一首,以述其情:

少小入初中,排序皆一号。翟氏焕波是同桌,山静书声绕。

高校育人才,先后应声到。心血一片化晚霞,喜看春花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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