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尴尬与行动

□陶安黎

还有几天就到第十七个记者节了,这也是我过的第六个记者节。自己能过上这个节日,可谓始料未及,倘用现在说滥了的“不忘初心”套在我身上肯定不合适。我的“初心”是什么,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想做画家,后来当了工人；想当作家,后来做了编辑。就像一直不敢妄称“作家”一样,对于“记者”这个称谓或职业,我也始终抱着一种敬畏。想想活了这半辈子,做什么都缺乏长性,缺乏自信,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码字了,我觉得用“写字的人”称呼自己倒挺贴切。过去多年的工厂生活给我种下一个朴素的理念——人活着就得干活。不管是什么活儿,干好,干漂亮,活得才踏实。

俗话说,男儿在世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而作为一名记者,要紧的是“永远在路上”。而我呢,路是走了些,加起来恐怕不止万里；书也读了些,但绝对不到“万卷”。如今,活出了一把岁数,对于远行,却越来越没有勇气,甚至有些打怵了。那句话到了我这里成了“世界那么大,我哪里也不想去。”

前些日子,接了去西安随行采访的任务,很长时间不出远门了,竟有了一种孩子似的的惶恐,好在不是我一个人。一路上,像林妹妹初进贾府,亦步亦趋,一面想,像我这种没有方向感的人如果单独来到这样一个陌生的大都市,会不会和电视新闻里播的老年人那样走失。这还好,更受不了的是满城尽是陌生的面孔和陌生的口音。这种“受不了”过去从未有过,年轻时的勇敢和闯劲消失殆尽。而到达目的地的当晚发生的一件事,更人我觉得出门在外,一定要多长几个心眼。马克·吐温写过一本书叫《傻子的旅行》,现如今,骗子实在太多,傻子应该不够用了。

我这次随行采访的是本市赴陕参演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的一部舞剧,剧场在一所军医大学校园内。演出票价据说不菲,加上学校属于军管区,大门口岗哨林立。因去洗手间,我落了单,持票进门时,一位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子拦住我,用浓重的西安口音说:“把票一收”。看他手里已握着几张票,我想当然地以为他就是检票的,毫不犹豫地把票递给他,他向我挥挥手,意思是可以进了。当我来到剧场门口才发现,这里才是真正检票的地方。我这才意识到可能上当了。剧场离校门有一段不长不短的距离,我一溜小跑返回,已经过去了约莫十分钟,仍有几个保安在门口查票,但只是看一眼便放行,并没有“把票一收”,而刚才那个中年人已经不见了。

我问其中一个保安,是不是他们的人收了票,这位保安竟十分生气,说:“你好好看看么,是我么?”我可以肯定不是他,这位要年轻得多,不免有些发窘,也说不出什么来。我还发现,周围有不少类似车站“黄牛党”的角色拿着票在吆喝着卖。看来那个中年人是冒充的保安,或者真是个保安也说不定,先是骗人“把票一收”,然后把票一卖,二百元的票卖一百也是极好的。烦心之余,不由佩服起这个人来,怪不得当年是由秦王朝统一六国,本领的确不同凡响。

亲不亲,故乡人,只好打电话联系咱们的相关部门人员,总算又搞到一张票,这才顺利入场,没误了采访和看演出。精彩的演出,让我很快把那份不愉快忘了。

第二天从一大早就阴雨连绵,冷风侵人,典型的深秋天气。

撑着伞,走在陌生的街道上,一心寻找“文学中的西安”。前些年,读贾平凹的《老西安》,至今还存着一些印象。然而,当今中国的城市大同小异,相差的只是人和车的拥塞程度,楼与楼的密集高矮,那些印象竟随着眼前的车水马龙烟雨朦胧瞬间遗失了。

一栋楼前的避雨处有个年轻人正在卖书,上前一问,才知道书是他自己写的,书名叫《我们太烦》,装帧很精致,出版社也正规,三十五元一本的书仅卖十元,遂掏钱买了一本,算是“老文青”对“新文青”的一点支持。他郑重地给我签上名。阴雨中,这个九零后大男孩让我隐隐生出一种感动。

一面慨叹着这年头一些事的确“太烦”,一面招了一辆出租车,用好久不用的普通话告诉司机去哪儿,没想到人家竟是淄博高青人,老乡见老乡,我还拽什么拽,就用家乡话和他攀谈。原来他从小随父亲来此,现在基本算是西安人了。老家还有亲戚,有时回去,却吃不惯家乡饭了。和他聊着,又联想到自己,我适应能力本来就差,长期脱离家乡对我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更不容易把他乡当成故乡。

三天的时间很快过去,返程途中,我盘算了一下,七个小时的路程,到家接近晚上九点,而稿子明天就要见报,想想预留的版面和等待稿件的值班编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真羡慕如今一些年轻记者,捧着手机用灵活的手指很快就能敲出一篇篇稿子,试想这三千字让我用手机写,就是写到天亮估计也写不完。我能做的只是整理一下采访录音,把稿子的大体思路和提纲在采访本上列了列。一路上不断祈祷高铁正常运行,千万别晚点。中途列车有两次似乎慢下来,也许是我的错觉,不由联想到墨菲定律——“如果你担心某种情况发生,那么它就更有可能发生。”这么忐忑着,总算按时抵达,墨菲定律没有应验。

到家后,匆匆打电话问候一下年迈的父母,报了声平安,便放下包径奔书房里的电脑。妻子见此情景,默默地关了正在看的电视,又关上了我的书房门。我看了一下表,时间是晚上8点40分,比预计的还提前了。

有了在火车上列好的提纲,稿子写起来倒也顺畅。时间在键盘的敲击声中一分一秒地流失。这一刻,我突然觉得自己就像坐在考场上命题作文的考生,焦灼而兴奋。

10点40分,我终于重重地敲上最后一个句号,从头又看了一遍,删改了几处,然后通过电子邮箱传给值班编辑。站起来舒展一下筋骨,这才觉得眼睛有些酸胀,屏幕上的三千个方块字也氤氲成一片,分不清谁和谁了。想到它们明天即将走上报纸,走近读者,再想想刚刚经历的几度风雨几番尴尬,觉得那都不算个事儿。这个时候,才觉得自己有点像记者了,而那些融进文字里的远方,显得是那么温暖而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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