盆泉的惊世传说初考

○魏耕祥

在淄博市博山区南部山区的盆泉村,在周围村庄是个大村子,人民公社时人口曾经达到3400多口人。如今也有2800多口人。盆泉村有个谜,村东有条南北走向的谢家胡同,还曾有座高大的谢家门楼,全村却没有一户姓谢的人家。其中有个惊世传说,乡间世世代代口口相传四百多年,至今仍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笔者从小就听过这类传说故事,经过整理进行了初步的考证。

故事一:万历名臣吏部尚书王国光

为村民魏天爵撰写碑文

根据族谱记载,盆泉魏氏是从山西移民而来的,到魏天爵传至第七代,因而盆泉魏氏族谱尊称为七世祖。魏天爵博览群书,乐善好施,品德高尚,在当地声望很高,而他毕竟没有考取功名,没有进入仕途,明朝万历重臣王国光怎会为盆泉的布衣平民魏天爵撰写碑文呢?这其中的故事既有当时深刻的政治背景,也有一位盆泉人与王国光机缘巧合的命运交集。

为魏天爵撰写碑文的万历名臣王国光(1512—1594年),字汝观,号疎庵,山西阳城上庄人。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考中进士,入仕途累官至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王国光一生官运坎坷,几进几退,前后从政40年,是明代著名的政治家、财政家和文学家,他撰写的《万历会计录》成为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税赋制度的理论依据,后成为明清两代田赋的准则。自万历初年,成为首辅张居正实行改革的得力助手,对明王朝万历中兴发挥了重要作用。

据盆泉魏氏族谱记载,魏天爵的儿子魏节,以太学生的功名入仕,万历初年在山西阳城县任主簿。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随后被万历抄家,次年王国光被反对派弹劾罢职回到山西阳城老家。此时正在阳城县主簿任上的魏节,便经常去拜谒罢职落寞的前吏部尚书。随着交往的增多,魏节向王国光讲述了父亲好学善施的德望,以及父亲去世多年未及刻碑纪念的遗憾,后写信请求老尚书为父亲撰写碑文,表彰父亲的德望善行。王国光很欣赏在家乡任职的这位山东主簿,欣赏他“有守有为”的品德和才干,将其比作东汉时富有贤德之名的考城县主簿仇季智(名览),欣然提笔撰写了这篇碑文。魏节于万历十五年为父亲刻制了王国光撰写碑文的墓碑,了却孝子的一桩心愿。其后几经历史浩劫,原碑已难寻踪迹,所幸盆泉魏氏族谱中附录了这篇碑文。文中记载了魏天爵的的德望善行,交代了写作碑文的来龙去脉。全文共563个字,字字珠玑,多方面记载了魏天爵的好学善施的感人品行。一是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厚道,说他“天性孝,友谦厚,敦谨守家人”,上敬父母,对朋友、家人淳朴恭敬、谦和厚道。二是好学不辍,博览群书,“好读经史农圃技艺之书,日潜玩不置”,潜心研读,学问影响广泛,很多人前来求教,魏天爵“远近至者咸礼之”。三是乐善好施,扶困济危。“族党有婚丧不及者,倾囊赈之无吝色”。四是与人和睦,以德感化乡邻,赞扬他“睦于宗祖,和于里閈(12),有陈太丘遗风”。王国光将他比作东汉著名道德典范、曾经感动梁上君子的陈太丘(名寔),热情赞扬魏天爵的高尚品行和崇高威望。“有司钦其懿德,请为泮水宾,辞不赴”,鉴于魏天爵的学问人品及其影响,府学聘请他担任教师,被他推辞谢绝,为此,“府县屡扁其闾,以为风俗劝”,府县官员多次到家中热情邀请,并做了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但魏天爵坚辞不就,这在古代被誉为高风亮节和低调做人。为此王国光赞扬魏天爵“盖笃行君子万石君家匹也”,具有汉代名臣石奋那样孝谨低调的家风。魏天爵于隆庆二年去世(1568年),去世之日,“识与不识莫不流涕”,可见当时魏天爵在当地的巨大影响。按照今天评选道德模范的形式,王国光撰写的碑文堪称感动大明王朝的颁奖词,可谓十分荣耀。原碑刻不知消失在其后四百年间的哪场历史浩劫中。前年盆泉小学扩建时,无意中出土了魏天爵弟弟魏天佑(曾经主持盆泉文昌阁的修建)的墓碑,或许这个墓碑被历史尘封在某个土地的空间。

故事二:移民的后代娶了

衡王家的公主

家乡流传着衡王嫁女盆泉的传说,说魏家娶了衡王家的公主。说起来盆泉魏家自明朝初年从山西移民而来,移民的后代娶了衡王家的公主,必定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当地的特殊情景。明初移民经过一百多年的繁衍发展,特别是经过万历初年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当地养蚕、缫丝、种烟、商业等发展起来,村中经济有一次腾飞,盆泉村建起四大门楼的庄园式建筑。每座门楼院深几进院落,从今天的遗迹来看依然发现其建筑规模的恢弘高大。位于村中的魏家门楼与谢家门楼距离最近,两家楼房的窗户可隔街相望。“仓廪实而知礼节”,经济的腾飞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蓬勃发展,移民的后代开始大办文化教育事业,办起村学、社学,尚学风气日浓。村民们在嘉靖三十八年修建了文昌阁,根据文昌阁的石匾所题,魏天爵的弟弟魏天佑便是主持人之一。村中不断有人考中县学、府学秀才、太学生,也有人开始外出做官,如魏节出任山西阳城县主簿。

据说魏家娶衡王家的公主源于衡王的一次游猎。衡王在游猎中来到盆泉一带,见这里地土地肥沃,山青水秀,山川地形优美,民风纯朴,村民知书达礼,遂把孙女嫁给魏家,至于嫁给谁家都不知就里。《盆泉魏氏宗谱长支》的一则谱文信息揭开了这个谜底。“魏滋,改名适南。行二,邑痒生。天生颖异,青年入泮。重义轻财,望重。山左明青郡恒王嫡子为其子婿。子二,君锡、利运。”这则信息不仅清楚地表明青州衡王嫡长子把女儿嫁给了盆泉魏滋,其中还隐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一是介绍了娶王室之女的魏滋及其个人条件。根据族谱记载,魏滋为魏天爵之孙,魏节之子。因其家族丰厚的文化底蕴与良好的家风,魏滋年轻时就中了秀才,个人相貌俊逸,非同常人,且重义轻财,人品高贵,声望很高。这是魏滋娶王室之女的个人条件。二是嫁到盆泉的衡王孙女是哪一位?明朝曾三次封衡王,这是第三次所封的衡王(前两次所封皆被废),为明宪宗第五子朱祐楎,于成化23年(8岁)被册封为衡王,20岁时前往封地青州(今益都),为第一代衡王。朱祐楎好学礼贤,世有贤王之称。谱中衡王指的是他。所谓嫡子,通常为长子,疑为江华王朱厚燆(郡王),嫁到盆泉的可能是朱厚燆的女儿,其名字谱中没有记录,恐已无法考证。文中将“衡王”写为“恒王”,可能是对尊号的避讳。三是文中对妻子姓氏的避讳。古人编谱往往只写谱主妻子的姓氏,不写妻子的名字,成为古时规范的表达。如“配郭氏”、“配李氏”等等,因朱姓为明朝国姓,族谱以空白避讳,以表达对皇亲国戚的尊重。四是嫁到盆泉的王室子女的名分。清朝皇帝、亲王、贝勒的女儿未出嫁前统称为“格格”,为此民间把王室之女统称为公主,但皇宫里的格格要比王府里的格格地位要高很多。封建时代王室的女儿也有严格的等级。皇帝的女儿为公主,通常有封号、封地。唐宋以来,宗室之女可封郡主,亲王嫡女以及一些皇孙女出嫁前封为郡主。明胡侍《珍珠船·公主翁主》:“今制: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明清均以亲王之女为郡主,郡王女封县主。郡主即郡公主,县主即县公主。由此看来嫁到盆泉的因是衡王孙女,可能为县公主,至于是否有封号谱中未有记载。

故事三:魏谢两家的惊天大案

盆泉村东有一条谢家胡同,还曾建有谢家门楼,全村却没有一户姓谢的人家。盆泉村后的魏家林的西北角文革前曾经耸立着一座谢家大墓,传说明朝时因魏家告了御状,盆泉的谢家被满门抄斩埋到这座大墓中。也有的说这是一座空墓,谢家人在满门抄斩之前已全都跑光,魏家人修这座空墓是为了瞒哄圣旨的。几百年间实墓和空墓的说法纷纷攘攘,而这座谢家大墓却像沉默的羔羊从不辩解。文革前清明节我随父亲到魏家林祭祖,还看到这座大墓,四周用石头砌着,南面有一座小碑,上面刻着字。可惜那时刚上小学,对字的内容没有记忆。不管实墓还是空墓,其中必定隐藏着一段惊人的历史故事。

话还得从明朝中后期说起,经过几代移民的努力,盆泉的经济持续发展,特别是四大门楼的修建,标志着盆泉的经济积累达到一个高峰,在政治上也有了地位,甚至和权势集团也有了密切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魏谢两家发生了一起惊天大案。

惊天大案起于青萍之末。事情起源今天看来不过是一桩生活琐事。当时魏谢两家都是盆泉大姓。谢家门楼和魏家的北楼各占一条胡同,比邻而居,本也是友好的睦邻,一个偶发的事件被突然放大开来铸成大案。传说在某一天,魏家几位小屁孩站在北楼的门楼上往下撒尿,看谁尿得远。恰巧谢家一位姑娘从大门楼下经过,尿液被撒到衣服上,今天看来不过是痞孩子的胡闹行为,最多叱骂几句也就罢了。但那是在封建时代,男女授受不亲,富家小姐要大门不出二门不进的,何况当时风宋明理学风行,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被人尿了尿液,不啻于奇耻大辱。谢家迅速抓住了魏家的这个痞孩子,采取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惩罚方式,将这个痞孩子的小鸡鸡给割掉了。那时可没有现在的医疗条件,终因流血过多而死亡,由此酿成一件人命官司。还有一种说法,因魏家门楼与谢家门楼隔街相对,魏家公子的住室与谢家小姐的绣楼能够隔窗望见,魏家公子故意裸体调戏谢家小姐,谢家小姐向其家族长辈哭诉,于是谢家惩罚了魏家公子,将其生殖器割去,导致人命官司。两种说法的惩罚方式和导致结果相似,但事件起因不同。笔者以为第二种说法的起因逻辑难以成立。一是在两条胡同隔街相望的楼上房间,一方在房间向对方展示裸体,或者还有语言戏谑的作用(如果能够听到),仅是调戏即使有宋明理学的背景,不致于采取那样极端的惩罚措施。因而第一种说法更加接近事实,由于给谢家小姐撒上尿液的奇耻大辱,才以同样耻辱的方式惩罚对方。两种说法的共同点在于出了人命官司,魏谢两家由此开始了司法较量。于是魏家开始打官司,控告谢家杀人,要求承办凶手。谢家以凌辱民女,维护纲常应诉。谢家虽然有人在朝廷做官,在当地很有权势,但案情清楚县官也不敢妄断,谢家必须有人承担罪责。自知理亏的谢家,听信谗言,以为只有将魏家告成谋反大罪,判决才能翻盘。为此谢家秘谋策划,先在魏家门楼上放上一片黄瓦,然后从魏家饲养的一大群鸽子做文章,向皇帝告御状,罪名是魏家豢养“飞贼三千”,建筑有“黄瓦一片”,密谋造反。谢家的状纸运用了偷换概念的方式,将偷食庄稼的鸽子说成“飞贼”,将一片(个)黄瓦,说成一片面积的黄瓦,作为谋反的具体罪证。一桩民事纠纷由此酿成一桩惊天大案。谋反是封建时代的顶尖重罪,要株连九族的,处罚极其残酷。

魏家知悉谢家告了御状,却不知告了什么罪名。如果清明盛世,倒也不怕什么。时值万历后期朝廷昏暗,明朝的皇帝大多荒唐,不理朝政。嘉靖25年不上朝,万历27年不理政,在这样的的政治环境中,皇帝来个葫芦僧判断葫芦案是完全可能的,屈死的就不止一个人,很可能是整个家族。在被动的情况下,魏家依靠与衡王的姻亲关系,也将状纸递到皇帝面前说明案情,要求惩办凶手。万历皇帝这次没糊涂,先派东厂到盆泉暗访,查实了所谓“飞贼三千”不过是一群鸽子,所谓黄瓦一片,只是一个瓦,有人说是谢家派人偷偷放上的。这样一来,谢家就坐实了告谎状和欺君之罪。万历恼怒颁下圣旨,判谢家“满门抄斩”。大案终于峰回路转。

圣上御批的消息秘密传给魏家主事人,他们没来得及为案件终于昭彰而喜悦,却为判决结果深切忧虑,告状原本只为说明案情惩办凶手,绝没有将谢家人赶尽杀绝的意思。眼看着谢氏家族满门抄斩于心难忍,何况谢魏两家近邻都是村中旺族,姻亲不断,怎可目睹谢家血流成河。摆在面前的是如何拯救整个谢氏家族的人。皇上已下圣旨,搭救被皇帝判死罪的人无疑是冒欺君之罪,也要“满门抄斩”。魏家要拯救谢氏一族,冒的也是满门抄斩的巨大风险。魏家最终做出抉择,拯救谢氏一族。他们将圣旨内容悄悄地透漏给谢家主事人,嘱其赶紧逃命。谢家人得知消息,带上细软连夜逃走。据说那是一个风雪之夜,谢家人四散逃走,大多投奔了临近村庄的亲友,有些人家沿着盆泉的南峪岭往南去了。谢家人顷刻逃走了,留下魏家人面对如何迎接钦差大臣,如何遮掩谢家人逃走的事件。魏家主事人当机立断,连夜组织人杀猪宰牛,在盆泉村后的魏家林墓地西北角筑起一座大土堆,在土堆周围埋了一些粗木桩,而后将猪血、牛血洒在木桩和地面。第二天魏氏家族的主事人隆重地将钦差及其卫队迎来,禀告钦差大人,为了防止谢氏家族成员逃跑,魏家提前将谢家全族抓捕就地正法,已全部埋到一个大墓之中,而后带领钦差大人亲往现场考察。只见一个巨大的坟丘矗立在寒风之中,满地血渍和纷乱的毛发。钦差大人点点头,叹口气转身走了,回到朝廷交付圣命。这时魏家的主事人才放下心来。谢家人逃走后,其田产、房屋归了魏家,至今谢家胡同住的都是魏姓村民。

直到文化大革命,村里的红卫兵将大墓掘开,很多人现场目睹了开掘过程,其中就有盆泉小学的魏文祥老师,据他告诉笔者大墓打开后,里面什么也没有,但墓底也不是平地,而是掘了墓坑,坑中有块大条石,上面似乎还有字,由于时间久远,不记得内容了。大石条随后被红卫兵砸碎了,仅有的文字信息也都湮灭了,再也无从考评。然而在封建时代,魏家主事人在追求公平正义之时,绝不愿连累无辜之人,宁可冒着欺君之罪、满门抄斩的巨大风险,也要拯救谢氏一族人的善念、胆识和气魄,四百年来仍令人感佩不已。

那么当时魏家的主事人是谁呢?是谁主持了蒙骗圣旨、拯救谢家的大事呢?从各方面信息判断,可能性最大是魏滋。这有四个方面的依据:一是家风的积极影响。祖父魏天爵学识渊博,乐善好施,为人低调,其父魏节为太学生,曾任阳城县主簿,有守有为,深得王国光赞誉。其正义、担当、善施、低调的家风对魏滋的成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是魏滋有学识、有胆识,有能力,是作为主事人重要的思想基础。据《盆泉魏氏长支族谱》所载:魏滋“天生颖异,青年入泮。魏滋不仅一表人才,聪明颖悟,青年就成为秀才。“颖异”二字表现了魏滋超出常人的见识和承受非凡压力的心理承受能力。富有学识和胆识才能在大案处理中发挥主导作用。三是有敢于担当的思想个性。据《魏氏长支家谱》评价魏滋“重义轻财、望重”,这六个字高度赞扬了魏滋勇于担当的思想性格和巨大声望,却没有点出具体事例,尤其是“重义”二字当有实指,却有意隐之。只有将“重义”指向主导蒙骗圣旨、拯救谢氏一族的事件上来,“望重”才能落到实处,巨大声望一定与非常事件有联系,也于此前的“颖异”秉性呼应起来。四是与衡王的姻亲关系成为魏滋特有的条件,只有他才能通过衡王的关系将状纸递到皇上的御案,明代盆泉魏家没有达官显贵,能够将状纸送进紫禁城的似乎只有这一条通道。这也是被动情境下打赢官司的必要条件。

有传说章丘人李开先根据魏谢两家的官司创作了杂剧《天门走雪》,甚至有的地方网站也如此说,实是毫无根据的附会。李开先是明初著名戏曲家,魏谢两家的官司发生在明后期,生活在明初的李开先不可能写明后期的事情,《天门走雪》是近代人的作品,内容与魏谢两家的官司毫无关系。

故事四:公主何往之谜

魏滋生活在明朝后期,明亡之时似应在世。清军入关后对明王室进行了严厉打击,作为明王室的姻亲自然受到严重威胁,魏滋一家从此何往成为历史之谜。然而从魏滋一家的谱文信息中似可找到蛛丝马迹。

魏滋一家的名字隐含着深意。首先是魏滋为两个儿子取名意味深长。长子取名“君锡”,“锡”为通假字,通“赐”,“君赐”就透露出皇亲的血脉关系,而次子取名“利运”可能寄有国运、家运兴旺的寓意。其次是魏滋改名所隐藏的历史信息。从谱中所列子孙来看,“君锡”有其子,而未有其孙,“利运”未列子嗣。按照古时民俗传统,一家未有儿子要有近亲出嗣顶支,以免绝嗣。而魏滋一家至此中断,未有往常出嗣顶支的记载。从清军入关对明王宗室严厉打击的情势,可否由此揣度:明亡之际,因惧怕牵连魏滋及其子孙由此南迁,以改名透露去向。至于魏滋何时改名“适南”,是否为明亡之后南迁的去向隐语,以及南迁何处已无从考证。如果明亡魏滋尚在世,恐已步入耄耋之年,南迁情景如何已无法推知。可惜文革之中魏家墓地碑林悉数被毁荡然无存,地面资料难以弥补。公主何往之谜已难解开,或许富有神秘色彩的历史之谜才给人留下遐想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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