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化】【绚丽甘肃】凉州会盟: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历史见证
凉州会盟唐卡 本栏图片由武威市凉州区白塔寺管理处提供
萨班赴凉图
凉州会盟碑记
武威,古称凉州,自汉武帝开疆拓土,设立河西四郡以来,古凉州就雄踞于河西走廊东端的咽喉要冲,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早在760多年前,蒙古宗王阔端代表蒙古汗廷与西藏萨加派活佛萨迦·班智达在这块土地上成功举行了“凉州会盟”。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使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本报特约撰稿人 樊保良 王处机
兵破凉州
1235年7月,蒙古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在漠北答兰答八思地方召开忽里勒台(最高贵族国务会议),决定出兵进攻南宋。蒙古军分兵三路,向南宋发起了全面攻势,由四皇子阔出率中路军,攻取湖北襄阳和钟祥;宗王口温不花率东路军,攻取淮河流域;三皇子阔端率西路军由陕西入四川,进攻陇、蜀,规复陇右。
阔端,元太宗窝阔台之三子,为三皇后(皇妃)忽帖尼所生。
阔端奉命攻宋时,正驻军于今陕西勉县,没有立即率军南下入川,而改道西进,首先攻取了甘肃的秦州(包括今天水、甘谷、秦安、清水、张家川)和巩州(包括今陇西、漳县、武山、通渭及定西一部分)。在巩州招降了原金朝巩昌府总帅汪世显以后,即令千户按竺尔攻取了会昌(今甘肃会宁)、定西、兰州等地。随后又回军攻入陕西略阳,击杀南宋沔州知州高稼。1236年8月,阔端亲率汪世显等将领出大散关,令按竺尔领炮兵手为先锋,攻破宕昌、武都、文县等州县。破城后,为招徕吐蕃酋长勘陀孟迦等十族,皆赐以银符。令甘肃临潭、迭部、临洮等地的吐蕃部落也都纷纷归降了蒙古军。原金朝熙州(今甘肃临洮)节度使赵阿哥昌父子归降元军后,被阔端任命为迭州(今甘肃迭部)安抚使,管辖其地。
1236年蒙古军进攻四川,令宗王末哥率按竺尔等,出兵阴平道,按期会师于成都。阔瑞率军与南宋利州路统制曹友闻大战于阳平关,覆其军。蒙古军降服了南宋的利州东路、利州西路、潼川府路等地之后,于同年10月攻入成都胜利会师。1237年,阔端统军北上,驻兵凉州。宋军乘机收复了成都等地,其后阔端派大将汪世显和按竺尔率兵再次夺回。1241年,因蒙古大汗窝阔台驾崩,蒙宋战争暂行休止。
从当时的行政区划看,吐蕃三面受敌,势单力薄。阔端在吐蕃的东北面,已经占领了凤翔路、临洮路;在其东面已经占领了利州西路、利州东路、潼川府路、成都府路,对吐蕃形成包围之势。吐蕃的北面,早在成吉思汗降畏兀儿、灭西夏时,已经直接交界了。除东南角上有个大理政权尚存外,可以说吐蕃是时已经处于蒙古大军的战略合围之中,蒙古统一吐蕃势在必行。
阔端的邀请
阔端为了实现统一西藏的宏伟战略目标,实施了恩威并举的策略,向西藏活佛萨迦·班智达发出诏书之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为争取西藏僧俗的支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239年秋,阔端派其部将多达那波率领一支蒙古军途经青康多堆、多迈和索曲卡,进入前藏。当时有三座有名的寺院,分别为热振寺、杰拉康寺和达隆寺。蒙古军在藏北由于遭到部分武装僧人的反抗,烧毁了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热振寺、杰拉康寺,数百名僧俗群众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名叫赛敦的佛教法师。而位于热振寺和杰拉康寺之间的达隆寺因为当时大雾环绕,能见度非常低,蒙古军队没有发现达隆寺,才使该寺免遭一劫。
而《西藏王臣记》中却说,多达那波率蒙古军打到了拉萨河上游著名的止贡寺,可是由于寺主法术无边,祭起一阵神奇的石雨,击退勇猛无敌的蒙古军,以致蒙古军未曾将该寺破坏掉。现在看来,所谓的“法术”和“迷雾”显然不能解释达隆寺和止贡寺未遭破坏的真实原因。被毁的热振寺和杰拉康寺都是西藏佛教噶当派的寺院,在当时属僧人较多一派,是因两寺僧人进行了武装反抗,以致遭到蒙古军的报复。
蒙古军与西藏寺院一部分武装势力的战斗平息后,多达那波供施了许多布施,修复了被毁寺院和佛殿,重塑了释迦牟尼金身佛像,并作了开光法事等,得到了当时西藏僧俗群众的广泛支持。这支蒙古军在西藏留驻两年多,多达那波还与当地藏族僧、俗势力,进行了和平接触和频繁友好交往,调查了解西藏的宗教、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向阔端写了一封详细真实的调查报告《请示迎谁为宜的祥禀》。阔端从这封《祥禀》中得知后藏萨迦派直接控制着当地宗教、政治、经济权力,是西藏地区实力最强的一个教派,邀请寺主萨迦·班智达来凉州商谈西藏归属问题,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位代表人物了。
萨迦·班智达是当时萨迦派的第四代传人,年幼时跟随三伯父学法,受严格的佛典经学教育。25岁时,拜前来西藏的印度那兰陀寺主持克什米尔高僧释迦利跋陀罗为师,受比丘戒,学习经论及大小五明之学。他不仅懂梵文,还懂祝夏语(即唐代的勃律),在佛学方面,除了精通萨迦教法外,对其他教派如噶当派、希解派的教法都有较深的理解。当时,曾传说有一批以绰切噶瓦为首的印度人,他们并不是僧人,也不是佛教徒,专程来到西藏的吉隆,要求与佛学知识渊博的萨班进行辩论。经过13天的激烈辩论后,这些印度僧人以失败告终,并且都出了家,拜萨班为师,信奉了萨迦派。尽管萨班的宗教活动主要以后藏的萨迦寺为中心,但他在前藏地区也有很大的声望和影响。由于萨班学识高超,著述甚丰,品行高尚,声望极佳,人们尊称他为精通大小五明的“班智达”,于1216年接替其伯父主持萨迦寺,成为当时西藏地方很有影响的一名佛教大师。
当多达那波向阔端报告了西藏的一切情况,详述了各教派的特点与相互关系,并说明萨班兼掌后藏政教大权且享有“学富五明”的崇高声望之后,阔端便采纳了多达那波的建议,决定向萨迦·班智达发出邀请诏书,请这位僧人来凉州会晤。
1244年秋,阔端向萨迦·班智达发出正式邀请诏书,请他前来凉州商谈西藏归属问题。并委派多达那波为“金字使者”偕同另一位名叫杰曼的将领率兵,带着邀请诏书和丰厚礼品,不远千里深入后藏萨迦寺,迎请寺主萨迦·班智达。
以萨迦·班智达为代表的西藏上层人士清楚地知道,新兴强大的蒙古军队所向无敌,从蒙古高原到中原内地以至到中亚到欧洲,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而长期分裂割据、不相统属的西藏地方,根本无力对抗蒙古铁军,为西藏的前途和命运考虑,只有归附蒙古,才是上策。
萨迦·班智达高瞻远瞩,是一位识时务的俊杰。一方面为本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负责;一方面为佛法更加弘扬,也为萨迦派获得更大发展。他不顾个人安危和年迈体衰,毅然决然带领两名侄子及众多僧人和经卷应邀前往凉州。萨班(简称)先遣侄子八思巴和恰那多吉等人直接奔赴凉州,他本人抵达前藏拉萨,与拉萨僧俗各界上层人士,充分商议归附蒙古事宜,集思广益,以便思想上有充分准备,然后于1246年途经青海及甘肃天祝县到达凉州。当时,阔端正在蒙古和林参加推举其长兄贵由继承大汗汗位的王公大会,待1247年返回凉州,才与萨班活佛举行了首次会晤。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诞生
阔端与萨班见面后,据藏文史料称:“阔端甚喜,谈论了许多教法和地方风俗民情”,佛法也“得到王的敬信”。阔端作为蒙古汗廷代表,萨班作为西藏地方代表,互相进行了一系列的磋商谈判活动,并就关键性问题达成共识。会谈的结果,产生了《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一重要的历史性文件。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顺应历史潮流,反映了当时西藏人民的愿望与要求,它一传到西藏,“卫、藏之僧人、弟子和施主等众生阅读了此信件后,无不欢欣鼓舞”(《萨迦世系史》第94页)。当时阔端以和平谈判方式代替武力征讨解决问题,是高明正确之举。可以说,一张谈判桌胜过了千军万马,当今的说法叫“对话解决问题”。它使蒙藏双方避免了一场战争所造成的惨重伤亡和破坏,并且两族人民从此和平相处,友好往来成为相互关系的主流。西藏僧俗各界保持与蒙古统治者的联系,有利于西藏地方局势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这一正确而有效政策后来为元世祖忽必烈继续采取沿用,蒙藏关系得到进一步发展。
《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的发表,也可以说是向历史宣告,向世界宣告:西藏从此正式划入蒙元版图,西藏属于中国。关于西藏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问题,尽管以往官方文书和专家论述中说法不同,诸如“西藏是元朝版图的一部分”,“元代西藏地方正式成为中国的领土”,“西藏地方归元朝版图”,“西藏在元代才被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系统”等等。但实质并无分歧,都是说明中国的行政区域,中国的西南边疆,从此正式固定下来了,中国完整的领土从此不可分割了。
阔端从1237年驻军凉州,1242年“阔端开府西凉,承制得专封拜”,到1251年逝世凉州府,并葬于皇城滩牧马城的避暑宫(在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阔端的生母忽帖尼及其众子孙,世居凉州,其计六代人,时间长达百年。萨班从1246年应诏亲赴凉州,到1251年圆寂于凉州,再未返回萨迦寺院。虽然该寺派人前来请他返藏,但他只是给西藏各寺院弟子捎去很多布施和礼品,赠送《入普提道次第论》等佛法著述。萨班在阔端大力支持下,驻锡凉州百塔寺,专心著书立说和讲经传法五年间,“使无数僧徒成熟解脱,佛教日益繁荣昌盛”(《萨迦世系谱·法王萨班贡噶坚赞生平》下)。正因如此,藏传佛教才真正意义上跨出雪域,在凉州及青海等地传播开来,安多地区藏族、河西走廊汉族、蒙古军官兵等僧俗民众,开始接受和信奉藏传佛教。
继元朝之后,中原各个王朝及历届中央政府,都对西藏行使着完全主权,都把西藏地方划定为一个行政区域。这一重大历史意义,实可谓深远矣。
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的深远影响,是西藏正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中国神圣的领土完整了,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了。阔端与萨班凉州会盟解决了西藏归属于蒙古汗国以后,元朝政府将西藏同中原内地各行省一样行使管辖和治理。如《萨迦世系》一书记载:“蒙古的薛禅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治下有十一个行省。虽然吐蕃三区不足一个行省,因为是上师(即国师、帝师八思巴)的住地和佛法弘扬之区,所以还是算作一个行省奉献”。自此,西藏正式纳入蒙元版图。
凉州会盟之后,阔端对萨班弘扬佛法,非常赞成和支持,在凉州城外为萨班特地建造了府邸和东部幻化寺(汉语通称白塔寺或百塔寺,距今武威城东40里),萨班从此在凉州传教再未返回西藏。如今的百塔寺成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的一个历史见证,被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向一批批前来瞻仰的华夏子孙讲述着由阔端和萨班亲自缔造的这段爱国主义的历史篇章。
(樊保良,兰州大学教授、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王处机,省政府文史研究馆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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