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归处是敦煌》

上期提要:我刚去敦煌的时候,同事们看我个子小,是个“小不点”,都叫我小樊。光阴荏苒,没有想到如今我在敦煌工作已逾半个世纪。我也没有想到,我原本应该承担的敦煌石窟考古报告的任务,竟然长期未能交卷,经过曲曲折折,反反复复,到了21世纪初才出版了第一卷,现在还在继续编撰第二卷。敦煌石窟考古报告是一项重要而巨大的工程,也是我难以忘怀的重任。在我有生之年,将遵循北大师长的教诲,为此继续努力。外界都认为我留在敦煌是自己选择的。说实话,其实我有几次都想离开敦煌。但是为什么留下来,这是一个人的命。

春天最好吃的食物,就是榆树上结的榆钱。榆钱摘下来撒上盐、和上面,在锅里一蒸,就是稀罕的美食。刚分配到敦煌的时候,我时常想念北京大学的食堂,想念学五食堂的饭菜,有时候想着想着都要流口水。因长期营养不良加上过度劳累,有一次我竟然晕倒在办公室。

我刚到莫高窟实习的时候闹过一个笑话。我按北京的方法用香皂洗头,洗完之后发现头发还是黏的。两个多月的实习,一直到离开敦煌我也没明白,为什么洗了头,我的头发还是会发黏?后来才知道敦煌的水碱性很大。因为敦煌的水碱性大,所以是苦的。喝水的玻璃杯上常常有白印,那是水里结出的碱。在敦煌,醋是必不可少的。到敦煌工作后,我发现敦煌当地人用洗衣粉洗头。后来我回上海探亲时,每次总要带一些洗发膏回敦煌,再后来变成带洗发精,而每次都是家人提醒我要带什么洗发产品,因为上海的日用品更新换代非常快。

治沙和种树,是当时研究所所有人都必须参加的两项工作。保护石窟、防沙治沙最重要的措施就是种树。种树的事情从冬天就开始酝酿,一到开春就马上栽下树苗。这里最好活的树就是杨树,现在围绕莫高窟蜿蜒的参天大杨树,都是当年的莫高窟人一棵棵亲手植下的。

整个莫高窟直到1981年才通上电,在此之前的几年已经自己发电,每天只能保证两三个小时的用电,根本不能像在学校那样,到了晚上还可以到自习室去学习。我第一次到莫高窟就住在下寺的破庙里,解个手还需要到庙外较远的土厕。一天晚上,我刚走出侧门时,突然发现庙门外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两个眼睛泛着绿光。我心里一紧,想着当地同事说这地方有狼,赶紧回了屋,把门闩得紧紧的,吓得一夜没睡好。天亮后,走出屋子一看,才发现原来那是头驴。

西北的生活,使我逐渐忘记了都市,忘记了一切和城市有关的生活,忘记了我也曾是“南国女儿”。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中。刚到敦煌工作的日子里,只要回忆起过去的生活,上海的家人,首都的景象,我就会感到一种失落,这种失落一直会把我拽向忧郁的深渊。为了抗拒这个深渊,我必须学会遗忘。我把临出门时我姐姐送给我的小镜子藏起来,不再每天照镜子,直到现在我也不怎么照镜子。我渐渐习惯了宿舍没有地板的泥地,地上永远也扫不干净的沙尘；习惯了用报纸糊起来的天花板:习惯了半夜里老鼠掉在枕头上,然后我爬起来掸掸土,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如果说我从来没有犹豫、没有动摇过,那是假话。敦煌和北京、上海相比,确实是两个世界。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感到孤独。尤其到了春天,整天整天地刮风,窗外刮风屋内下沙。我常常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把我给忘了,北大把我给忘了,老彭也把我给忘了。望着黑黢黢的窗外,我不止一次偷偷掉眼泪。可是第二天只要一走进石窟,我就感到再苦再累也是值得的。

从1963年到1966年,我参加了敦煌莫高窟窟前遗址发掘清理工作。在此期间,我还在甘肃山丹县花寨公社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敦煌魏晋墓群的考古发掘工作。我先后在敦煌义园湾、文化路和七里镇的古墓葬,以及党河古墓葬负责考古发掘与调查。一边发掘,一边搞社教活动,一边咬紧牙关,等待命运的转机。只有把自己全部的精力都投入考古发掘工作,我才能暂时忘却心中的不快。

在毕业分配的最初那段时间,在和家人分别的十九年里,有好几次我都想过要离开敦煌。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敦煌的生活。随着我对敦煌石窟价值认识的逐步深入,我也逐渐对敦煌产生了割舍不断的感情。我之所以最终没有离开,其中固然有命运的安排,但更重要的是我自己从情感上越来越离不开敦煌。而最终让我安下心来,心无旁骛地守护敦煌,还是要感恩我的先生老彭。

我不是好妻子、好母亲

我一直说我并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我和老彭分居十九年,最后如果没有老彭放弃自己的事业来敦煌,我就不可能在莫高窟坚持下来。

1968年,我怀第一个孩子时,本来打算到武汉生产。之所以计划去武汉,是因为武汉的医疗和生活条件都比敦煌好。我从小体弱多病,上海家里很担心我分娩的时候出现意外,力主我去武汉。况且我在敦煌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生了孩子无人照顾,按照那时候的制度,产妇有五十六天产假,产妇的丈夫只有三天假。老彭也不放心我一个人在敦煌,坚决让我去武汉。这样的安排应该说是合乎常理的。

可是就在临近分娩前的一个多月,我去向革委会请假。当时研究所的革委会主任不但不给请假,还对我说:“哪里不能生孩子?非要到武汉去生。”听到这样的话,我整个人就愣在了那里。我不是一个善于言辞的人,只觉得又气又羞,觉得这个人太不讲理了!含着眼泪转身就跑出了办公室。我那时真想放声大哭,但是我告诉自己不能哭,特别不能在这个时候哭,不能让人看出自己的脆弱。

不仅不能哭,我竟然还接到通知,让我去农村参加秋收劳动。

十月是敦煌收棉花的季节,所里要我和研究所其他同事一起去地里摘棉花。敦煌的棉花长得很矮,我挺着大肚子,怎么摘?所里有的女同事很同情我,劝我不要去,一定要去请假。我赌气说:“我决不去请假,生在地里不是也挺好嘛!”就这样,我就随着大家到农村去摘棉花。摘了一天棉花,就动弹不得了。当时,我们吃住都在老乡的家里。老乡很有经验,一眼就看出我快生了,非常同情我,也很为我着急。老乡很善良,她希望给我说情让我赶紧回去,以免发生意外。我说:“没关系,谢谢您!”我没有去求人,只想自己表现好一些,坚持摘完棉花后再去找革委会主任请假。等劳动结束回到研究所,我再去申请的时候,已经走不了了。也许是劳动强度过大,回到单位没有多久,我发现自己的小便有血。

下期看点:我被送去医院的时候,只带了一些碎布,准备给孩子当尿布用。我很害怕因为自己下地干活的原因,影响肚子里的孩子。如果出了问题,那怎么面对老彭?我当时都不敢想。到了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就在那里坐着,眼睁睁地看着病房里烧得很旺的炉子,那炉子里的火星子直往上冒。现在想来,那样的环境怎么能当产妇的病房,可当时的条件就这样。不知什么原因,我感到自己浑身上下有一种难以形容的难受,内心极度烦躁。我就索性披上衣服出去散步。我好像忘记了自己是在医院,也忘记了自己将要做母亲,只感到浑身难受、精神恍惚,一心想往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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