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张掖市文化园区建设与特色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思考 □任积泉

自今年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批复甘肃省建设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及省委省政府提出实施“1313工程”以来，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河西走廊各市县相继开始了大规模的文化园区规划建设热潮。作为地处河西走廊中心位置的张掖，如何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建设好文化园区，加强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且刻不容缓的课题。

文化园区建设的目标

根据《甘肃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总体方案》中的要求，在河西走廊要建设以敦煌文化为核心的文化生态区。在重点建设的13个板块中，高台骆驼城遗址及墓群、许三湾城及墓群，甘州区黑水国遗址、大佛寺和高台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馆均列入其中。同时，张掖历史文化名城被列入保护与合理利用研究的重点。

市委、市政府适时提出“一中心、两园区、七基地”总共94个文化旅游项目的建设方案，由于这些项目中的大部分都是以园区的形式规划，所以也具备园区的性质。全部项目预估总投资在500亿元以上。丝绸之路古城邦项目就是其中的一个。

文化园区作为一种介于政府、市场与企业之间的新型社会经济组织和企业发展平台，正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抢救、传承、发展的有效载体，成为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手段。

从国内外文化园区建设发展的过程看，其最重要的经验是突出特色，避免同质化竞争。张掖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文物资源富集程度居全省前列。至目前，张掖共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5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522处；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4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1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74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177项。这些文化符号，是张掖文化生态链基本完整的主要标志。从资源禀赋看，文化园区的建设发展有着坚实的资源支撑条件。

张掖特色文化的精髓

源远流长的佛教文化。佛教文化是张掖特色文化中内容最厚重的部分。在张掖的1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有5处是佛教寺院。张掖在历史上扮演过佛教文化汉化及向中原传播的第一站的角色，所以，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在《敕赐宝觉寺碑记》中说：“甘州，故甘泉之地，居中国西鄙，佛法所从入中国者也。”张掖历代建造的石窟有15处。其中重要的有马蹄寺石窟群和文殊山石窟群。马蹄寺石窟群中的金塔寺石窟彩塑飞天，表现出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市有包括大佛寺、西来寺、圆通寺在内的佛教寺院近百处。大佛寺的建筑、雕塑、绘画等艺术，集中反映了西夏佛教文化的成就，凝结了西夏佛教文化的精华。佛教传入张掖2000多年来，它与儒家学说作为两条并行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信仰追求、文化艺术及生活习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古老而原真的戏曲文化。张掖是秦腔戏曲文化的发源地。张掖戏曲文化的特点，一是古老的戏班多。自明朝至民国，活动于张掖民间的秦腔戏班近百个，其中建于明朝的有4个。最著名的也是中国现存最古老（明洪武6年，公元1373年整建）的戏班是高台乐善忠义班。建于清朝的有2个。二是流传秦腔剧目甚多，各类剧目400多本。三是风格独特。张掖秦腔唱腔感情饱满，宽音大嗓，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有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四是戏台多。在明初至民国末年的600多年时间里，共有戏台300多座。现存民乐县南古镇上花园村戏台就是明代戏台的代表作，甘州城区的山西会馆戏楼则代表了清代古戏台的风格。五是秦腔音乐对其他剧种影响深远。昆曲被称为戏曲之母，但曾经是秦腔曲牌的“甘州歌”、“八声甘州”却早已被吸收为昆曲曲牌。

古朴高雅的音乐歌舞文化。张掖民间音乐形式多样。古代张掖音乐有著名的“西凉之声”、“部落嵇”、“胡戎之乐”、“甘州曲”、“西凉乐”。古代张掖人民创造的音乐有着极高的文化品位。故《甘州府志·风俗》中云：“旗亭牌调，于仙吕过曲，辙唱甘州歌。才人高东嘉、王实甫俱宗之，非西凉妓、敦煌乐可比”。汉代以前，生活于今临泽一带的月氏人就创作出了《胡旋舞》等。张掖民歌内容丰

富，加之有深厚的歌舞音乐渊源，使不同县区民歌风格各异。如形成于汉朝的曲调《杨柳青》，形成于唐朝的《落莲花》至今仍然在民间演唱，山丹东乐乡的《太平车调》由戏剧《西厢记》的一部分改编而来，配以地方民歌音乐，成为戏剧与社火的结合体，地方特点鲜明。张掖民歌最具代表性的有“高台小调”、“临泽小调”、“甘州小调”等最富地方特色。

奔放率直的裕固族文化。裕固族民歌曲调朴实优美，它吸收了汉族的小调，回族和东乡的“少年”、藏族的山歌、酒曲以及蒙古族的划拳曲等，并且把各种风格巧妙地融为一体，成为独具本民族特色的优秀民歌。其代表性歌曲有《黄黛琛》等。裕固族因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和悠久的历史而形成了独特的婚俗习惯。其内容之丰富、特色之鲜明、参与人数之广泛、形式之多样，是其他民族无法比拟的。裕固族服饰的特色体现在裕固族民俗和日常生活中最为活跃的妇女服饰上，它主要区分为已婚妇女服饰、姑娘服饰，并有着各自的穿戴方式。剃头仪式是裕固族人非常重要的人生礼仪。孩子的舅舅是剪头仪式上是最重要的客人，这是母权社会制度在裕固族文化中的一种反映。

苍凉雄浑的古遗址、古建筑文化。张掖古文化遗址资源丰富。在张掖古文化遗址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石器时代遗址、古城遗址及古建筑、长城及烽燧遗址和墓葬画像砖文化。市内新石器时代遗迹中以民乐东、西灰山遗址最具代表性。张掖古城类型既有国都、郡城、县城、乡镇，也有驿站和军事城堡。骆驼城、许三湾、黑水国等是古城遗址代表作。钟鼓楼、山西会馆、民勤会馆、大佛寺、高总兵宅院、明粮仓是古建筑代表作。伴随着古城遗址及其墓葬的是墓室画像砖文化。画像砖在高台县骆驼城乡、甘州区明永乡、民乐县永固乡和山丹县城区都有发现。其中以骆驼城和山丹出土的画像砖最具代表性。

朴实而具有教化功能的宝卷文化。河西宝卷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戏曲赖以产生的主要基础。宝卷的传播方式主要是抄写和口头念唱。张掖现存的300多卷宝卷大多数都是以传统的手抄本传承下来的。张掖宝卷自唐代开始创作传抄，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跨越了1000多年的历史。张掖宝卷的代表作主要有《敕封平天仙姑宝卷》、《昭君宝卷》等。口头念唱是宝卷传播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念卷既有民间说书的特征，又有戏曲和宗教诵经的印痕。

妙趣横生的社火文化。张掖社火的形成历史极为悠久，对中国其他地区社火的发展都曾产生过影响。张掖的民间社火，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据统计，全市约有50多种，其代表作是民乐县的顶碗舞、山丹县的太平车舞。社火表演一般分为大场子和小场子。大场子是众多的社火人物在膏药匠的率领下进行的以“跳”为主、以唱为辅的表演。小场子是继大场子之后，由高跷、旱船、太平车、小戏等进行的表演。民歌小调演唱是小场子表演最主要的内容。配合小场子演奏的曲子有古老的《纱帽翅》等几十种。特色文化的保护传承与利用在政府引领下推进文化创新实践活动。文化创新活动的主体包括各级政府、文化工作者和广大群众三个层次。其中，政府在文化创新科学的角色定位是关键。因此，政府在文化创新中要善于引领、率先倡导。各级党委政府要旗帜鲜明地鼓励创新，善待挫折，激励成功，宽容失误，尤为重要的是建立健全创新文化构建运行机制。通过政策引导激励创新创业，让一切遵守法律的投资创业活动都得到支持，一切有利于张掖发展的劳动都得到承认，一切合法的收入都得到保护。  深入发掘研究，对张掖文化的特色进行概括提炼，使隐性的文化精髓显性化、可消费。要以七大特色文化精髓为核心，以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本依托，借鉴敦煌莫高窟对得天独厚的文化遗存和资源禀赋进行长期有效的保护和系统的专业研究、积累成果，同时及时协调相关方面进行二度创造最终取得成功的经验，采取聘请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进行专题研究和组织本地专家学者进行全面系统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对张掖的历史文化进行深度的挖掘、整理、剖析，提炼和总结优秀文化要素和因子，从而使得一个园区突出一个特色，一个项目突出一个特色，在特色中求生存，在特色中让优秀文化得到有效保护、继承和光大。另外，还要注意借鉴历史经验，注意发挥张掖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形成中对外来文化包容、吸收、消化的优良传统，保持开放的胸襟，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文化始终保持活力。只有在对特色文化精髓的不断提炼、保护和利用及其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过程中，才能保持文化生态链的基本完整。以高台骆驼城遗址为核心区进行增量开发建设“丝

绸之路古城邦”项目为例，可以明晰文化园区规划建设时的功能定位与特色展示模式。

骆驼城遗址前凉时为建康郡治，后凉沿袭。公元397年，后凉建康郡太守段业在此割据建立大凉政权，称“凉王”，为北凉国发祥地。西凉与北凉争战之际，这里先后隶属于西凉和北凉。关于骆驼城遗址的独特价值，国家文物局评价说：“骆驼城遗址是中国现存最好的汉代、北凉及唐代古城址。它为研究当时的城市布局等方面，提供了翔实的资料。”骆驼城遗址出土的数百块彩绘壁画砖，全景式的反映了五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民俗等方面正史无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展示了河西走廊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华夏文化与外来文化、中原文明与西域文明相互激荡、交流与融合的盛况。它为我国宗教史、神话史、农业史、民族史、绘画史、军事史等诸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其中《歌舞宴乐图》、《夫妻舞蹈图》堪称五凉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骆驼城遗址及其墓群本身具有极其丰富且独一无二的文化资源，为丝绸之路古城邦项目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在项目规划、建设及运行中如何进行功能定位及特色展示，应该从两个方面着眼：一是古城邦外形设计应以骆驼城遗址及其河西走廊地区墓室画砖中反映当时城市状况为基本依据，建设以文物保护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创新为主，同时兼有商贸旅游功能的“五凉城”或“五凉文化中心”。二是围绕“五凉城”或“五凉文化中心”集中展示以下方面的内容，从而实现古代人民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与现实社会人们生活的联接：

——以五凉时期敦煌莫高窟、马蹄寺、文殊寺壁画和雕塑以及河西走廊各地最具典型的墓室画像砖为主要内容，运用现代高科技手段对这一时期河西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民族融合状况进行全景式重现；

——以马匹、骆驼、牛车、马车为原形基础的交通出行习俗；

——以烤肉、烤饼、酿酒、宴乐为原形基础的饮食习俗；——以歌舞宴乐为原形基础的音乐、歌舞娱乐习俗；

——以米山面岭、占卜、东王公西王母为原形基础的宗教习俗；

——以与西域及中原地区进行商贸交流为原形基础的商贸习俗；

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文化园区的发展，必须关注日新月异的科技成果、科技方法、科技环境，特别是包括信息和通讯、计算机、视听表达、仿真、新材料、节能环保技术等六大科技潮流在文化保护、生产和文化消费中的有效运用。要促进文化创意与科技不断融合创新，挖掘潜在的文化消费增长点，以内容生产和创意为核心，进一步提升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效率，促进文化要素与各种生产要素融合，生产优质文化产品，真正实现文化园区的可持续性发展。

与风俗、节令、大型民俗活动结合，提高群众参与度，增强特色文化的吸引力。对风俗或礼俗的遵守，尽可以繁、可以简。岁时节令、民俗节日和大型民俗活动，既体现了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深刻认识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又适应了时间和气候、农作与季节的需要，在其形成和演变过程中，陆续粘附上了家庭（族）团聚、纪念祖先等观念与仪式，是非常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在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的过程中一定要把民族文化及其传统复兴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节日文化活动有声有色，深入人心，使逐渐式微、甚至濒临失传的文化传统得以延续。

合理利用，防止过度市场化。文化是公共产品，需要投入人财物，同时又不应寄希望于它能够带来经济收益。文化的收益在于人的精神境界和生活品位的提升，在于人心向善、风俗纯美、社会和谐。文化产业化的本质在于利用文化追求利润，容易出现见利忘义或见小利而忘大义的弊端。因此，要特别注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过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实践证明，没有政府出面，遗产及其传承人很难得到有效的保护。但如果政府干预过度，反客为主，取代了传承人，不但会影响到传承人传承遗产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影响到遗产的原生态性、民间性与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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