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甘肃高台壁画墓出土画像砖“剪布图”。
纺织一直伴随着文明的起源与发展,薪火相传,从未间断。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中国留下了大量与纺织相关的遗产,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从历史文献、考古实物及民间传统工艺等方面看,中国使用纺专、纺纱或纺线技术的历史十分悠久。纺专是纺车发明前人类重要的纺纱工具,不同直径和重量的纺专可以让人们连续获取不同纤度和捻度的纱线,提高了生产效率。
河南荥阳青台遗址出土了大量麻纱。不难想象,5000多年前的黄河流域,人们已掌握了纺轮外形尺寸、重量与纱线粗细的奥妙,熟练地纺出不同规格的麻纱,织造麻布。遗址还出土了骨锥、骨匕与骨针等原始纺织工具。随着原始纺织技术的发展,针和针上穿引的纱线逐渐演变为织机上的抒子和纬纱,匕成为织机的打纬刀。我们据此可推测当时中原的纺织技术和纺织规模。
编织是最古老的纺织技艺,斜编是被广泛使用的原始编织技法。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的丝带即采用平纹斜编。战国时期,双层斜编织物开始在楚地流行,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出土了10余件图案简单的双层斜编组带,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也出土过多种双层斜编织物,其中最著名的是“千金绦”。
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出土的锦缘绢绣草编盒,为我们讲述了2000年前的河西走廊,如何通过编织表达“锦绣心思”。草编盒用于盛装缝纫类工具及一些缝线、绣线等材料,可通俗地称为针线盒。锦缘绢绣草编盒外饰锦绣,四个侧面中心部位为长方形绢地刺绣。绢为红色,上以锁绣而成朵状类云状纹。盒体上边缘及各转角处以平纹经锦镶边,锦为黄地,显白色带钩纹样。刺绣的绣线为蓝、绿、白三色,线型纤细,绣技精良。还有两条配色雅致、图案细腻的绦带,密密缠绕在细致打磨的木板上,绦带均采用双层斜编技艺。由于双层斜编技艺较为复杂,汉代以后逐渐淡出。
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丝路沿线的纺织技艺呈现相通性。
甘肃高台壁画墓出土过一组画像砖,生动地展现了两汉、魏晋时期人们的纺织过程,图像写实,生活气息浓厚。剪布图中,画像砖边缘黑红两色绘屋檐,下绘跪坐二女用手共扯一织物,织物下方置篮奁,左边女子手持长剪,似准备剪布;开箱图中,一女子跪坐于地,打开箱盖,从箱中拿取衣物。魏晋时期,经济文化交流使河西走廊成为当时北方的富庶地区之一,高台魏晋画像砖真实再现了魏晋时期河西走廊地区的社会面貌,这些色彩艳丽、题材丰富的图像资料为历史“留影”。
出土于敦煌莫高窟北区B222窟锦彩百衲,与这些画像砖完全不同。它用废弃的零碎布帛加以补缀,因所用零碎布帛多,故又称“百衲”。从织物品种及类别看,该洞窟出土的百衲很有可能为北朝晚期至隋朝制作。该百衲由不同织物缝制而成,制作手法多样,颜色丰富多彩。纹样为唐代特色显著的花卉纹,多种花型集中在一起,再进行艺术处理,形成较为夸张、造型丰富的花型。百衲中的花卉造型多出现在织物锦中,颜色以红、黄、绿为主,且形式多样。
我国历代出土的百衲织物种类众多,在敦煌藏经洞中便有大量出现,以幡旗和伞盖较为常见。内蒙古代钦塔拉墓、金代齐国王墓、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中也出土过各种百衲饰品。
夹缬的名字屡见于唐代文献,如“成都新夹缬,梁汉碎胭脂”“今朝纵目玩芳菲,夹缬笼裙绣地衣”等。唐代的夹缬施印于丝绸之上,多为五彩。在日本正仓院珍藏有一件唐朝的花树鸳鸯纹夹缬褥面,色彩绚烂。该件夹缬以花树鸳鸯构成大团花,花树下一双鸳鸯扑翅相对,花树上四雁俯视,这组单元图加以连续,组成了四方循环的精美图案。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在这幅作品中夹缬工艺的特色体现得淋漓尽致,每种颜色与颜色的分区鲜明,均为白边相隔,这是缬板夹紧时染液无法接触坯布的缘故。尽管这件夹缬已保存了1000余年,纹样依然清晰可辨,虽然局部出现了染料晕染,但更添一分岁月气息。
如果说历史是条长路,道路两旁有文明之花竞相绽放,那么纺织如同一朵鲜花,在文明进程中摇曳生姿。如果说历史是条大河,那么纺织如同汇入其中的涓涓细流,虽无惊涛拍岸,却华彩四溢、一路锦绣。
——摘自《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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