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见”高翰林 浅谈高熙喆的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

晚清期间，滕州出了两个京官。一个是道光年间进士出身的王东槐；另一个是光绪年间也是进士出身的高熙喆。前者因城里有皇帝赐建的“王家祠堂”在，睹“屋”思人，后人对其事迹多少有所了解；而后者，县城府邸早就眼空无“屋”，人们无从想起此人，甚至连名字也叫不出，大概因曾做过翰林院庶吉士，故只知称其“高翰林”。

然而，去年夏天，我在海滨小城威海却意外地“遇见”了高翰林。那是我在翻阅一本文史期刊《威海记忆》的时候，其中有一篇文章是谈论百多年前威海卫百姓“抗英斗争话题”，突然，一个黑体小标题“高熙喆奏折杂议”，让我顿感惊喜，十分激动：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乡名人，居然与百年前威海人民的一场反侵略斗争发生了关系！我逐字循句地读着，发现作者并不了解奏议者是哪里人，此时，我最想告知作者的就是“高熙喆是我们滕州人”！于是，冒着酷热，乘公交向市里编辑部寻去。“话题”作者，即期刊主编张建国局长热情接待了我，得知来意，他和编辑们也感到意外和激动。说话之际，张局长从内室抱出一大摞材料：原来这是他2010年从台湾省复印带回的有关“英租威海卫”全部档案，他一边略述取回经过，一边让人将其中上有光绪“谕旨”的高熙喆的奏折复印一份交给我。

这可是漂洋过海难得的历史档案，也是认识、了解高翰林的原始资料。告别编辑部，返回住处，捧阅高熙喆奏折，心情难以平静。1898年，即光绪24年，英帝国胁迫清政府与之签约，租借威海卫作为远东一个军事基地。但英国侵略者违约扩大既定地界，并非法剥夺在其扩大地域内中国官民的权益，故而激起当地百姓不止一次的激烈抵制与抗争，特别是1900年4月初，一场大的冲突，遭到英国侵略者的血腥镇压。“话题”的作者，引用高熙喆奏折，本意在辩证当年抗英斗争发生的时间、方位和战场，以便树立抗英斗争纪念碑。常说封建官吏如何昏庸腐败，然而，“世乱出英雄，国衰见忠臣”，我却从此行笔跌宕、语气起伏的奏文里，不仅触摸到百多年前高翰林的声情气貌，而且感到了他不同一般封建官吏的精神与气节。其不同，不仅在于他以大量数字和事实，怒不可遏揭露英国侵略者“显违条约，致戕毙华民，挑起事端”的罪行，而且敢于痛心疾首地斥责中国官员对此“不敢计较曲直，任其残杀”的软弱与失职，指出“若不严行驳诘，据理力争，势必遭外侮而贻口实”，最后强烈“伏乞”太后和皇上饬令山东巡抚力与查办。需要指出的是，此时的高熙喆是“江南道”监察御史，山东不属于他的监察范围。“各扫门前雪”“明哲保身”，几乎是历朝历代为官密码，而“僭越”“越权”被视为官场禁忌，弄不好就有遭贬谪、流放、甚至杀头的危险。不久前，他就因为同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弹劾山东巡抚袁世凯滥杀团民和百姓而与袁结怨，光绪30年被排挤出京，此为后话。而今日，威海卫惨案发生一个月，地方无声息，清廷无动静。但当他从有人携带英人罪证得知这一消息后，深感“世受国恩，一旦沦为异域，心已不忍”，故而“不敢雍于上”，奋笔疾书，呈上这篇义正辞严、情真意切的奏折。这种刚正不阿、犯颜直谏的风骨，特别是不顾个人安危维护国家尊严的民族精神，就是以此衡量当今的公职人员，也是难能可贵的。

一次邂逅，引发了进一步认识、了解高翰林的冲动。虽然从方志和采访中，得知了他识才举贤、廉洁勤政、断案明察、兴利除弊、生活俭朴等为官之道和善行义举，但本文关注的仍是他在历史关头和外敌入侵时所表现出来的民族精神，以及由此产生的家国情怀。

1911年，清帝退位，民国成立，高翰林挂冠离职，可贵的是他无怨无悔，义无反顾。回到滕县南门里，本可在其雅静的“太史第”里，闭门谢客，养尊处优。然而时代的风雨，动乱的时局，呼唤他毅然走出家门，将“心存社稷，仁者爱民”的儒家理念，化成了情洒乡梓的实际行动。此后几年的岁月里，查看灾情、赈济灾民、义诊救人、课塾子弟等，成了他生活的基本内容，同时先后编著了《滕县乡土志》和一至三卷《续滕县志》，为家乡留下了他倾注心血的一笔文化遗产。特别是在1937年底——1938年初的滕州保卫战期间，他皓首白须，手拄拐杖，虽步履蹒跚，却意气风发地为守城抗日走街串巷，奔走呼号——诸如牵头发动、带头捐资，组织修葺加固城墙；拍案而起，痛斥和抵制投降言论与汉奸行为；毁家纾难，几乎把全部家产捐给了抗日军民；直至步履蹒跚，依然想留守前线……高翰林以耄耋之年，谱写了一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壮歌，其民族精神与家国情怀升华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写到这里，豁然想说：每个人的思想行为都逃不过历史局限，但不论处在什么时代，什么身份，甚至什么立场，面对国家和民族的内忧外患，坚持民族气节，维护自己的国土，保护自己的人民，就值得后世纪念。高翰林就属于这样的人。他与王东槐同为封建社会末世“清官”，其死因和身后境遇大不相同：王东槐与太平军作战，因武昌失守，夫妇俩自缢殉难，可谓“杀身成仁”；高翰林则为县城危在旦夕，“恨耄耋兮，难奔疆场；难驰疆场兮，徒留悲怆。天苍苍，野茫茫，何时才能返故乡”，壮志难酬，忧愤成疾，带着国恨家仇，溘然而终，死得同样悲壮。然而二人捐躯的性质和意义却不尽相同。事实却是，王东槐死后有皇帝赐建的祠堂在，可供后人或评说或念想；而高翰林呢，身后几乎像自家的“太史第”一样，没留下或后建任何供人凭吊的痕迹或标志，不禁令人感慨系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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