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春阶
多年前陈铎的“话说长江”,让许多人记住了那个浑厚深沉的声音。陈铎的“话说”一改播音腔,娓娓道来,其魅力穿越时空,让我想到蒙古长调、陕北老腔,滋味绵长。9月3日,我有幸现场聆听了陈铎的“话说知侠”。在枣庄,在纪念刘知侠诞辰100周年的座谈会上,我凝神谛听。不远处,白发满头的蔼然长者,全神贯注,抑扬顿挫。
陈铎“话说知侠”的关键词是:知侠的创作态度。他朗诵了刘知侠在《铁道游击队》“后记”的片段:“《铁道游击队》出版了,欣慰的是,他们给我的光荣的委托,以及我个人多年的愿望实现了。遗憾的是由于我受写作水平的限制,给作品留下很多缺点和不足之处。本来按我个人的经历,写这样大的文学作品,是力不胜任的。我所以有勇气写下去,主要是铁道游击队可歌可泣的英雄斗争事迹鼓舞了我。我敬爱他们,熟悉他们,我有着要表现他们的热烈愿望。加上他们给予我的光荣的委托,我觉得不完成这一任务,就对不起他们和他们在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中牺牲了的战友。同时,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我熟悉他们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的英雄斗争事迹,也有责任把它写出来,献给人民。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坚持写作的热情和勇气。可是写出来后,自己再看一遍,又使我很不安,总觉得我所写的,远不如他们原有的斗争那样丰富、多彩……”
陈铎的嗓音,字字生根,无疑给刘知侠的“后记”赋予了崭新的阐释,或者说增添了“后记”的分量。我从陈铎的声音里读出了知侠的创作态度。这是一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军旅作家的心声,刘知侠始终以战士的姿态,像当年一手拿枪、一手拿笔坚守阵地一样,坚守着精神高地。他如一团火,代替他死去的和活着的战友在说,在诉。《铁道游击队》就是一部滚烫的“信史”,“信史”,如无人书写,英雄就湮灭无闻。刘知侠不朽,在此矣。
陈铎“话说知侠”的创作态度,说明他认可、赞赏这个态度,以知侠“后记”言自己的心声——捧着一颗心来。有个小细节,可以看出陈铎先生的严谨。他9月2日上午在北京参加完一个活动,下午坐火车从北京赶到枣庄。暮色中,与刘知侠夫人刘真骅交谈一个多小时,看到座谈会议程安排,陈铎问:“我还要发言吗?”刘真骅说,都希望您随便说几句。陈铎微笑着点点头。接着就是吃晚饭。我以为座谈会陈铎也就来几句客套话,没想到的是,79岁的他连夜赶写了发言稿,还查阅了《铁道游击队》的“后记”。作为杰出的朗诵艺术家,不敷衍、不苟且、不随意,气质儒雅,神态庄严,让我心生敬佩之情。
怎么样来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陈铎做到了,他用他的声音,用他含情的“话说”。
陈铎拿“创作态度”作为话题,真正抓住了作家艺术家的根本。一部作品的呈现,当然有技巧、有经验积累,更为重要的是态度,是全副身心,还是被动应付,高下立见。
刘知侠与枣庄,与铁道游击队的接触,缘于一次偶然的采访。他先是写出了草创的《铁道队》小说在《山东文化》上连载了两期,后又在1944年和1946年先后两次深入铁道游击队采访。第二次到铁道游击队活动区域采访,历时半年多,足迹踏遍枣庄和微山湖畔,找到昔日的铁道游击队英雄,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战斗,根据收集的材料开始创作《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成长于革命的队伍中,来自英雄的战壕里,惺惺相惜,他对英雄爱得真挚、爱得彻底、爱得持久,他不但“身入”“心入”,更重要的是“情入”,是爱入骨髓,他用满腔热血写就了《铁道游击队》这部英雄赞歌。态度决定高度、厚度、深度。而陈铎对祖国大好河山满腔热情的爱,也影响到他的创作态度和格局,才有了“话说长江”、“话说运河”等经典,讲好中国故事,陈铎是个模范。
陈铎最后说:“刘知侠同志离开我们远去了,他的创作态度,思想品德,他的作风,他的精神,永远是我们的榜样,他和他的作品,永存世间,鼓舞我们,不断奋斗向前。我想啊,不忘知侠,向他学习,这就是我们今天纪念他的意义所在。”
在英雄城市枣庄听“话说知侠”,别有深意。陈铎的风采,如他的声音一样,我会深深铭记,他的风采在自然中浸透着一种不可言说的感染力,如一阵清风,划过绿油油的青纱帐,划过清澈的小溪,激起一圈圈涟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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