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爱书的人

□王德亭我终于可以写一写刘建国了。我知道写他不容易。

建国是黄健辉的书友,我认识他要迟于认识湖南书友黄健辉若干时日。我认识他是法国作家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先是建国把书赠给了健辉,健辉又转赠给我。一向认真的我,费了好些精力把书读了一遍。可能健辉觉得介绍我们相互认识很有必要。于是,我和建国成了微信好友。

我们“认识”不久,建国送我一个大礼包——台版的三套书,繁体竖排《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和董桥散文集《旧时月色》。我感到受之有愧,拒之无力。健辉也禁不住兴叹:“建国奇人也!”由他赠书的大手笔,健辉戏言他腰缠万贯。即便不以书的定价为准吧,建国赠我的书想必花费不菲。枣庄一位书友帮我寻购台版《毛泽东思想万岁》,网价200多元；师友周蓬桦推荐我读萨曼·鲁西迪的《午夜之子》,台版网店要146元。书和书当然没有可比性,可是我还是感觉出了建国赠书的分量,他的情谊。

建国曾把“丑话”说在头里:要赠书给他,须先跟他联系。他是要保留自己取舍的权利吧?也是一个耿直人!这使我“投之以桃,报之以李”的计划难产,只好将自己十几年前出的两本小书送他。他没有任何褒贬。在我,是“狗养的狗疼,毛养的猫喜”,我不喜欢按今天的鉴赏眼光去评鉴我十几年前的习作。可建国这样缄口不语,是让我心里不安的。检讨自己拿“丑小鸭”送人,是不是有点饥不择食了?

建国是一个不肯轻易“发声”的人。我有时写博文有涉及他的文字,发布前微他征求他的看法,他说“没有意见”。我想,不是没有意见,是不肯说三道四吧?一是我写的东西怕难入他的“法眼”,他不屑置评；二是大概是尊重我的表述。写文章本来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每个人都有表达的局限,每个人的写作也难以八面玲珑——有左右逢源的人,没有八面玲珑的文章。

建国的眼光是挑剔的。健辉书友几次赠书给他,但他有选择的接受。健辉把他退回的《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转赠我,自嘲地说:“彼之砒霜,兄之冰糖”,且嘱咐我说,这是我们之间的“悄悄话”。可我在博客和微信中已交代了书的来路,建国知道了似也不会怪计的。我倒很喜欢建国斩钉截铁的态度,“不喜欢就是不喜欢”,不必瞻前顾后。

终于,我等到了回报他的一个机会。有一次他问我可有牛皮纸信封,用过不要紧,只要纸面柔韧、干净就可,他包皮书用。这样的信封我是有的,有几家期刊定期向我寄送杂志,有时我购书的信封也保留下来,但放的很乱,需要专心找一下。我找了二十来个,联系给他邮寄。他让我等他的信,过了几天,又提示我等攒够了四十个再寄。一方面,我在不断收到新的邮件,一方面,我在寻找旧有的信封。到了今年的五六月间,攒够了四十多个,我核准了他的地址,趁下班时间到快递公司快件寄出。他的回复像他日常行事那样简单,只有“收到,谢谢”几个字,至于能不能用,再没有一句话。他的话值钱!

三四十年前,牛皮纸曾是我裱书的最爱,那时向人讨要装水泥的纸袋,或者装农药的纸袋,往往要记住人家的一份人情。刘建国的牛皮纸“情结”,我从《基督山伯爵》一书已领教到。我就该书的装裱和封面上的题名跟他核实,他承认这是他“干”的。既然这么宝贝这书,又慷慨赠人,我就不理解了。

快递公司的服务真是“顺风”,四十八小时之内将信封寄到了他手里。爱人问及快递收费,笑我的愚拙和执拗。她说:有这些钱,买新出厂的牛皮纸也使不了用不了。我说:那不一样。我还是不免担心:这些信封的正面多半有我的地址和姓名,有的是寄信人手写的,有的是打印贴上的。最好是那种用来装书,没有写字没有褶皱的信封,可这样的信封实在是“缺货”。我新近买的《午夜之子》,定做的贺年信封里套着一个牛皮纸信封,我想完整地取出来,可它在我的小心翼翼中“宁为瓦全,不为玉碎”了,让我惋惜不已。

我很想跟建国说:“咱们爱书的人,就是不一样!”可是,如何说得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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