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商古韵（下）

冶炼业

在北流，汉代铜石岭冶铜遗址规模宏大，分布在大铜石岭、小铜石岭和岭台山约3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遗址内发现有古矿井、炼炉、灰坑、排水沟等遗迹，采集到一批鼓风管、炉渣、铜锭、铜矿石、木炭、陶片等遗物，并出土了从汉至唐代的陶瓷等器物，说明冶铜遗址使用年代较长，证明了古代玉林的冶铸手工业在汉代就已相当发达。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广西铜鼓研究专家的研究，初步认为北流的铜石岭冶铜遗址还是铸造铜鼓的地方。这表明在汉代玉林人已掌握了较为高超的铜鼓铸造技术和工艺。据不完全统计，历代见于记载的在北流出土的铜鼓达14面，新中国成立后，陆续出土并加以收藏的铜鼓有30多面，两项合计50多面，表明北流是广西古代铜鼓分布最密集的县之一。这里的铜鼓都是大型和特大型的，面径165厘米的“铜鼓之王”就出在北流石窝乡的平田村。

至宋代，绿鸦场“铁都”冶铁的产销对形成“岭南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南宋时期，玉林人洞悉战争、生产、制币需要大量铸铁这样一个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不遗余力地扩大生产，创造了车水马龙、一派繁荣的南宋铁都——绿鸦场。

宋代绿鸦场冶铁遗址分布在兴业县龙安镇六乐、绿鸦、中村等一带，方圆数十公里。《大明一统志》载：“绿鸦山在鬱林西北三十五里，州人于此间淘取青黄泥炼成铁铸成锅。”《清乾隆版州志》亦载：“绿鸦山……旧志方名绿鸭山。厥土青黄，冶者取以炼铁。”今以玉林市兴业县龙安镇为中心的绿鸦场冶铁遗址分布面积达120平方公里。冶铁时间跨越唐宋元明，高峰期在宋代。广东涔水场是宋代在粤北著名的铜场，铁是水法冶铜的原料之一，所以绿鸦场生产的铁必须按指令运送到涔水场（今广东曲江县境内）。《與地纪胜》记载：“绿鸦场的南流县，收铁六万四千七百斤往韵州涔水场库交。”这表明绿鸦场冶炼的铁是通过三山江、定川江、南流江、北流河，沿西江而下，最终到达目的地。宋代鬱林州曾经铸过铁钱，原料来自绿鸦场。因此，宋代因冶炼铁和运销铁产品，使鬱林州出现舟车繁忙、商贾聚居是必然的。

纺织业

玉林手工业以纺织、蓝靛加工、陶瓷、缝纫、竹芒木器、编织、皮革等著称。其中，玉林的土布纺织历史悠久，久负盛名，很早就被列为进贡朝廷的贡品，据相关史料记载，唐代，郁林出产的葛布列为贡品，故称贡布。宋代，棉花种植传入玉林，始用棉纺纱织布叫吉贝。清朝，郁林葛布又称龙凤葛，织花纹布上贡朝廷。明清以后，郁林土布纺织成为农村家庭主要的副业生产。清乾隆年间，已有商人自设布庄经营土布，土布远销外地，是广西和中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换的重要商品之一。

抗战时期，沿海被日军封锁，外货输入锐减，玉商抓住商机，纷纷加大投入，期间纺纱机达1.56万台，有4000多家纺织厂，1.46万人从事纺纱，当时涌现出一批资本雄厚又善于经营的商家，如李东昌、巨盛栈、永丰、恒昌垄陈道兴、李大成、元记栈、祥发、赞昌、辉庐、荣昌、广利等，共有几十家，北街成了布行，土布远销贵州、云南、四川、湖南、广东、海南等省以至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纺织业兴盛达到顶峰。

制瓷业

玉林的陶瓷业也较有名气，早在宋代，容县、北流的制瓷业就很兴盛。

容县在唐代已成为地区性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陶瓷业也随之得到相应的发展。宋代，由于政局稳定和政府实行官办与民营的工商业政策，社会经济空前繁荣，这种鼎盛的经济决定了制瓷业的空前昌盛局面。景德镇青白瓷业能传入广西，与宋朝政府将对外贸易的重点设在广州有很大关系。瓷器是当时出口的大宗货物，政府对广州进出口贸易的重视和鼓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手工业户向南方转移，刺激了两广地区的瓷业生产。因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容县（容管治所，亦称容州）吸纳了一大批包括景德镇窑系等在内的人才，加上当地的制瓷资源非常丰富，所以容县瓷业得以迅速发展起来。为了适应外销需要，容县的能工巧匠们在继承唐代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吸收、融合了各地名窑的先进技术，还加强了相互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取长补短，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特点。

北宋中期，制瓷窑炉已遍布广西各地，北流河流域的影青窑炉更是星罗棋布，沿河顺流而下，较大规模的有：北流的岭垌村、仓田村、碗窑村，容县的城关、大化，岑溪的南渡，藤县的中和，瓷窑两百座之多。古陶瓷专家韦仁义考证，地处北流河源头的岭垌窑，为北流河流域制瓷业之最。丰富的陶瓷土资源，林产资源和水动力资源造就了其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如今岭垌依旧有“九十九条窑”的传说。

（据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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