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平东将军之印

几年前，记者曾在玉林市博物馆见过一方铜印，名为“平东将军之印”，当时缺少相关资料可考，一直对这方列为玉林博物馆馆藏的一级文物心生好奇。前日应好友黄继军相邀，去兴业洛阳镇作一次历史寻访，恰是为了这方铜印的踪迹而去。我们听到当地人讲述出土过程及传说，之后复遍查史籍理清脉络，把这方铜印的前世今生，展现于众。

“平东将军之印”考

“平东将军之印”1979年出土于玉林县蒲塘镇公社新忠大队山鸡坪（现在兴业县洛阳镇新忠村），现藏于玉林市博物馆。1991年经广西全区馆（所）藏一级文物专家审定会审定，定为一级文物，并定名为“明永历六年款虎钮平东将军铜印”。

“平东将军之印”为方形长宽各10.4厘米，高7厘米，重1460克。三层台式立虎钮，印文为阳文柳叶篆刻有“平东将军之印”。印背上端及左右两侧均有铭文款识，上端款文为“永字四千三百零九号”左侧款为“平东将军印”右侧款文为 “永历六年礼部造”，虎身刻纵向条纹，为南明永历时期的官印。

据《明清史料补遗》载，顺治三年（1646）冬，清兵由福建移师广东，永历帝为巩固广东而设“平东将军”以卫戍肇庆。顺治四年初清军攻进广州，永历帝从肇庆逃往梧州，平东将军总部亦由肇庆迁往梧州保驾，但史料没详细记载受封者何人。而从清初名将尚可喜注《岭南用兵纪要》的记载：“我军于顺治六年春占得广州，即以重兵向西江推进，遇平东副帅陈兆典顽抗两月余。这位陈兆典正是玉林市兴业县北市人。

另据史料记载，明末清初，张献忠在西南地区建立大西政权后，张献忠义子，农民起义军中骁将孙可望受封为“平东将军”。孙可望在义父张献忠死后，与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联明抗清。永历六年（公元1652年）二月，孙可望与南明化敌为友，共图中兴，从广西濑湍接永历帝到贵州南笼（即安隆），改为安龙府，孙可望受封为秦王。

南明永历王朝析

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十八日，明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正式继位于肇庆，史称南明永历王朝。顺治四年初清军攻进广州，永历帝慌忙从肇庆逃往梧州，后逃往桂林、全州、柳州、昆明，最后从昆明逃到缅甸。这段时期，由于南明将领何腾蛟、瞿式耜先后联合郝摇旗、李锦、孙可望、李定国等领导的农民军余部，进行抗清斗争，两度声势很盛，出现了两次抗清高潮，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永历王朝曾控制了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四川、云南、贵州七省。

但永历王朝内部派系复杂，纷争不息；统治集团和农民军领袖间也矛盾重重；农民军内部由于孙可望叛变投清，陷于四分五裂。顺治十六年闰三月，永历帝在吴三桂率领的清军节节进逼下，仓皇逃往缅甸，得到当时的缅甸国王莽达收留。后因缅甸宫廷发生政变，国王莽达被处死，莽达的弟弟莽白得权。1662年1月11日，莽白为了讨好清廷，将永历皇帝送至清军营内。是年6月1日，永历皇帝被吴三桂杀害于昆明，至此，建立16年的南明政权结束。

“将军印”与“八镇将军”

在玉林市博物馆李义凡副馆长的办公室，记者看到了李副馆长从资料库取出来的当年接收这方“平东将军印”的原始记录：这是1979年5月或6月的某一天，蒲塘公社新忠村金鸡营（又名山鸡坪）农民梁富华在耕木薯地时发现的。

据玉林的一位老前辈陈衍英考证，陈兆典在肇庆被尚可喜击败后，从梧州且战且退，撒退回鬱林州故乡后，和谢祯奇、李雄振等响应郑成功的反清复明号召，收拾残部在山鸡坪重建军事据点，设寨扎营，连同总寨共有八个营点。陈老说，陈兆典守军这八个营十分顽强，整整守踞了18个年头。

而据《玉林州志》记载，顺治初，玉林确实有“土寇八镇”围困州城达三月之久记载。顺治四年，有“八营贼”引来姚春堂、陈安国纠众数万围州城。后来清军广西总兵马雄率军至玉林，将“八营贼”杀退，“八营贼”谢祯奇逃遁。这，正是当地人传说的“八镇将军”来由。

据当地农民传说，传说当时有陈，刘、李，莫、苏，梁，叶、谢等八人在这一方镇守这里，当地人称之为“八镇将军”。当年建有一座万寿寺，供奉着八镇将军的长生牌位，还请有侍香者早晚烧香朝拜，一直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在这二百余年中，万寿寺一路香火不绝。

“八镇将军”的主将叫陈五，又名陈朝点 （与陈兆典谐音），北市公社万龙大队大铺村人。据《明清史料》载：康熙12年（1673），平西王吴三桂反于云南，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亦反于广东，清军内讧激化，战火遍及云贵与两广地区。陈兆典正是这个时期，乘机倾全力以数万之众，攻打鬱林州城。

至清康熙13年，清朝派了“皇兵”数千名，并带同白象数头，开到山鸡坪。先以白象乘夜排列在堤坝上，作为屏障炮火之用，然后派士兵在堤坝外面挖了一个深洞，用棺材装满火药把堤坝炸毁，蓄水随之流干。陈兆典坚固的军事总部才被清军攻破。清兵破城后，“八镇将军”陈兆典等人被俘杀，谢祯奇逃脱。

平东将军其人待考证

直至现在，对于“平东将军之印”的主人，史学界众说纷纭。从这些史料看，与平东将军身份相附的有孙可望、李定国、陈兆典、谢祯奇等人。

更多的史学者认为，该印章应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的部下大西军首领孙可望之印信。他们的依据是孙可望早在张献忠部下时已受封为平东将军，张献忠在四川西充牺牲后孙可望继承遗志率部进驻黔滇并联明抗清，或因永历势力衰弱，孙可望部强大乃至重铸平东将军之印。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从出土之“平东将军之印”落款看，铭文内容为“永历六年礼部造”，此时正是永历帝从广西濑湍受孙可望以隆重之礼接到贵州南笼，建立安龙府之际。此时的孙可望刚刚受封“秦王”。所以这一时期造的 “平东将军之印”所授之人可能并非“秦王”孙可望而另有其人。

收复肇庆、梧州有功，稳定粤西地区，曾活动在玉林的李定国也有可能拥有这方印章，但李定国这个时期在时间上与印章款上的永历六年不在一个时期。此外，陈兆典、谢祯奇都有可能或曾拥有过这方“平东将军之印”。

真正的“平东将军之印”主人是谁？又为何散落在玉林山村一隅？这些谜团还有待专家学者进一步的研究考证。

近年，由故宫博物院编的《图说清史图册》一书中录用了这方“平东将军之印”的图片，可以说，玉林的“平东将军之印”为清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件珍贵的实物。玉林市博物馆副馆长李义凡也表示：“‘平东将军之印\’是研究南明朝廷历史的重要史料。”

据当地农民说，1952年新忠大队农民梁志文也曾在山鸡坪拾得铜印一颗，可惜后来铜印被他卖掉。这方印应该与后来出土的印章有关联，但当时印的铭文内容没有留下，因此也失去了一个考证的机会，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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