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堡百姓眼里的“石包公”

冯东旭

戊戌冬至，我回到老家冯家墕。91岁的老支书薛新成问我：“东旭，你晓得咱县上那个米脂人书记在哪里？”米脂人在吴堡当过书记的有三四个，这把我问愣了。他拍着肚子说：“就包干到户，让咱吃饱肚子，大囤圪堆小囤流的书记！”啊，我明白了，老支书问的是石海源书记。

40年过去了，曾在陕西最早推行包干到户的石海源，已是88岁高龄，但这位“实书记”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出人们的视线。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坚持看报读书，常街头散步，了解民情，精神矍铄地出现在群众面前。只有花白的头发和脸上的皱纹，显现出岁月流淌过的痕迹。

1977年秋，我从吴堡县岔上公社调到县委宣传部时，石海源是当时的县委副书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开始拨乱反正，石海源负责全县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我被抽在“摘帽办”。石海源给大家讲政策、学办案，手把手教我如何写平反决定。一个月时间，把过去划错的10名右派分子，全部摘了帽子，吴堡百姓称他为“石包公”。

这个“石包公”1963年在鱼河国营农场当书记、场长，就在场里实行包产到人的生产责任制，将劳动与收益结合，产量与工资挂钩，工人的生产积极性爆发出来，粮食增产、亏损降低。可他也因此被定为“走资本主义办场路线的反革命分子”，下放到马合农场新墩队劳动改造。

1979年5月，石海源任吴堡县委书记。他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土地包干到户责任制，多数领导持反对意见，劝他说：“石书记，别冒险，再犯路线错误，就划不过账。”

“群众饿肚子没粮吃，我当这个县委书记有啥用？”他痛心疾首。就在这时候，横沟公社砖窑山村支书薛耀丰来县委告状，说畔畔山村偷偷摸摸把集体的土地分给社员种，社员们不上山种地，闹腾得要分田单干。石书记听了原委，要我带路一同去看看。我们先去砖窑山转了一圈，然后来到畔畔山，只见畔畔山的麦田被垄得熟腾腾的，有洒化肥的、送粪的、犁地的，还有修补梯田和淤燕窝地的，一派动人的春耕景象。而砖窑山死气沉沉的。

石书记进畔畔山村转了一阵子，见不到人。支书薛文堂原以为是来人阻挡他们，就躲在山里，没想到县委书记来给他们撑腰壮胆，就跑回来了。石书记握住薛文堂的手：“你们干得好，我支持你们！”薛文堂顿时流出激动的泪水。畔畔山闯出包干到户的路子，它能多打粮食吃饱肚子，农民喜欢这种生产形式，必须大力支持。石海源喃喃自语：“一定要把火种保护起来！”

石书记和我抄小路经李家畔、大石坬、水游村步行到横沟，找到横沟大队支书李金桂。李金桂认为畔畔山村包干到户走偏了社会主义道路，“上面没红头文件，他们跑到中南海，我也不能把集体的树木分出去”。

吃罢晚饭，石书记与公社书记李程鹏去横沟村入户给上访群众答复县委对落实林业政策的意见。他让我调查横沟黄河渡口上的事。吴堡黄河大桥上当时禁止把陕西农副产品贩卖出去，扣押下大量的红枣和黄豆。石书记准备把横沟渡口打开，把沿河生产的红枣、辛家沟一带的高粱小米、张家山一带的挂面，渡过黄河卖出去。

我找老艄公李丕成了解情况，又跑到李金桂家。进了门，金桂在煤油灯下看我下午给他“真理标准”讨论的报纸。他脸上露出苦笑：“吴堡翻天覆地呀，畔畔山薛文堂打来电话说，石书记明确表态支持他包干到户。”

深夜了，石书记和李程鹏商量如何让畔畔山的星星之火迅速燎燃到全县。李程鹏建议第二天召集横沟各村支书、大队长来公社，石书记作动员讲话。石书记说：“别太急了，咱先从落实林业政策入手，尽快把割资本主义尾巴割走的枣树等经济林兑现给群众，然后总结畔畔山包干到户的成功经验，这样推广起来更有说服力。”

第二天天刚亮，石书记就和李程鹏出发了，先到前胡家山、准子山、小王家山，又到续家坬、薛下村、薛上村，走村串户，讲述包干到户的好处，解除干部群众的顾虑。他每到一个村，就拍着胸膛给队干讲：“不要害怕，打下粮食的功劳是你们的，出了问题有我石海源承担！”至1980年夏天，全县有50%多的生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

在这可喜的形势下，榆林地委一位副书记带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横沟，质问李程鹏：“谁让畔畔山搞包干到户？是怎么个包法？”当晚，石书记打来电话：“程鹏，你不要害怕，我给地委领导说了，是我石海源让李程鹏干的，处分就处分我石海源。稳稳地干你的！”

节骨眼时，省委派了一个副书记来发出命令：纠正，必须纠正！石书记说：难纠正，群众就不答应。那位副书记脸涨得通红：大包干大倒退，滑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后患无穷。石书记锵言出鞘：包干到户好，多打粮食肚子饱，责任最明确，利益最直接，方法最简单，优越性最独特。两人越辩越激烈，两个小时的交锋，结果谁也没说服了谁。

前些天，我去榆林拜访石书记问他当时怕不怕，他哈哈笑道：“不怕，根本不怕，我坚信自己的理论与实践是正确的。大不了再把我的乌纱帽摘掉。”

最近，我打电话问李程鹏当时的情景。74岁的李程鹏在北京大学儿子那里颐养天年，哈哈赞道：“石海源书记，真正的父母官，铁肩担道义、敢为人先的共产党人，有博大百姓情怀，让人敬仰。说大义凛然一点不过分。为了老百姓吃饱肚子，即使摘掉乌纱帽，石书记在所不惜，一定要坚持搞下去。送走省委副书记，石书记让王世祥叫来我，三人商量包干到户的问题。”

1980年夏，石书记去西安开会，他要上书省委，直言进谏。从吴堡到延安，他在前排座上一声不吭。到了洛川，见有一个老头在洛川招待所等着他，石书记与老头约摸有两个小时滔滔不绝，有说不完的话。到吃饭时，有人在院子里喊叫：“气死牛，在哪里，吃饭啦。”我才知道这个老头就是郝树才。

毛主席赞扬的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郝树才，从部队回到延川谭石原村当村支部书记，带领乡亲们征山治水、植树造林，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石书记约这位德高望重的老英雄进谏省委，说服省委尽快放开政策，在全省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让农民有粮吃有钱花。同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这个过程真是曲折。种地的农民都盼望包干到户，可是许多社队干部反对。我心知肚明，他们掌握‘大锅饭’的勺把子，可以捞得吃稠的，一天不劳动也能挣上工分。我到一些村子里，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就躲开了。而种地的农民，一听说爱搞包干到户的石书记来了，一下子都围了上来。可是有的地方我前脚走，后脚公社领导就纠正了。1980年冬季，有些村就这么来来回回翻烧饼似的折腾。”石书记讲起当年的情景，仍满身豪气不服输。

1980年底，全县90%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包干到户，农民种粮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至1981年，全县221个生产大队的627000多亩土地分给15900多户农民耕种。这个仅有6万人的陕北小县，成为陕西最早实行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的县。包干到户后农民一下就翻了身。1981年全县产粮5000多万斤，交过国家和集体的之外，人均占有粮770多斤，比全国人均占粮多了134斤。长期“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吴堡，涌现出100多个万斤粮户和500多个家庭副业收入千元以上的户，有三分之一的户“耕一余一”，全县的红枣、蚕茧也大丰收了。

三年中，全县新修窑洞5000多孔，有1200多对青年结了婚，多年的光棍汉也娶了新媳妇。移民在外的150多户社员返回家园，社员大力购置农机具，其中手扶拖拉机就有192台。我写的《吴堡县由“三靠”变为“五多”》《吴堡运输公司为长途贩运提供方便》，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

石书记没有在大好形势前停住脚步。仍然走村串户，他发现不少农民仍然担心责任制会变。有的地方，该深翻的土地不翻，冲垮的梯田坝堰也不修补。县委开会发出文件：现在实行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群众要求稳定多久就坚持多久，群众民主选择的，都是合法的。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管理形式。在稳定的前提下，作好完善责任制的工作。县委的决定表达了全县农民的心愿，受到了极大拥护。

1982年2月，石海源调任榆林县委书记。离开吴堡时，老百姓夹道欢送。一位老榆林人给我讲石海源与榆林豆腐的故事。他说，计划经济时，榆林人难得吃豆腐。街上公办的豆腐坊，有国家的固定粮补，而个体户的豆腐坊不给补贴。石海源到榆林后，宣布：凡办豆腐坊的，一律都给予粮补。一年后，实行了豆腐生产承包制，并动员农民进城建起100来个豆腐坊，很快，豆腐产业在市场竞争中热气腾腾。这样人们不要排队买豆腐，随时可以吃上价格合理可口香嫩的豆腐来。

近日，当年跟踪采访吴堡包干到户的《陕西日报》高级记者元树德动情地说：“谈起农村改革，我们不能不想起一位可敬的老人——石海源。他不顾个人安危，凭着敏锐的政治洞察力，推行了包干到户和包产到人两次成功的生产责任制，他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上书省委，直言进谏，其胆识令人敬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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