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文学来路何其难

王祖文

人，经常回望自己生命成长的土地是一种好奇和探秘的天性。关注陕北绥德、米脂、子洲、清涧等地的县志，我发现一个问题，历史上这些地方出的文人不多，而且有影响的大文化人更是少之又少。绥德米脂这一带区域文明开化得早，怎么大作家、大文化人偏偏很少呢？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更少呢？我试图通过各地史志，破译这个特殊地域奇特的文化密码。

战争影响了文化的发展。秦朝时期，大将蒙恬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至今墓地都留在绥德。唐朝时期，陈陶的《陇西行》中这样描述这一带的战事:“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北宋，元朝时期，这里先后被西夏、金占领过。从《延绥镇志》《榆林府志》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明朝百余年间，这里战事不断。清代开始，这里的战争才慢慢平息，逐渐平定，文化才渐渐有了发展。到民国年间，这里的文化迅速发展。民国二十年的《创修长春楼碑记》中记载：“陕北各中学……得以成立，陕北文化，竟为全省之冠。”可以说，历史以来，这里多是战乱之地，是民族斗争与融合之地，这也难怪特别有影响的文化人比较有限。与绥德临近的清涧县出过一个算得上陕北历史上至少在清朝非常有影响的大文人白乃贞，他的作品被收入《四库全书》，这与清涧不是战火中心之地有一定关系。解放战争时期，米脂写李自成的李健侯，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这也算得上在新中国成立前这块土地上的有影响的文化人和文化事件，可惜这人因病早逝，也没成气候。

战争利于出武将。宋代以后，这里逐渐形成一个封闭区域，军旅文化的影子渗透到生活深处。即使到现在，这里的小孩打架，都叫“袭打”“斗阵”，应付差事叫“应卯”，说鲁莽叫“岑彭马武”。这里的唢呐、腰鼓、秧歌等娱乐活动及所用的乐器都有军旅文化的遗存和影子。榆林小曲、流行于绥德米脂子洲一带的扳水船的一些唱词也有江南文化的影子，这都是古代将士与家眷从南方传过来的娱乐文化的遗存。这里北宋神府一带的杨家军、折家将家喻户晓，南宋绥德的韩世忠名垂青史，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知：这是一个相对容易出武将的地方。

灾荒与贫困影响了长卷文学的产生。如果说战争的影响让这里的文化人性命难保，那么长期的灾荒与贫困更是让他们难以静心进行长卷文学的创作。历史上，这块土地上所谓的地主也好、富人也罢，多是土财主，多顾及的是物质财富的囤积，鲜有人顾文学这种精神产品，另一方面文学多是苦难的声音，他们这些人生活优越，恰恰缺了文学最好的养料和动力，这也是他们远离文学的一个原因。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这块土地上涌现出的作家也好、作品也罢，特别有影响的也较少。想来，也许有这些原因。一是经过战争的创伤，文学创作需要有个恢复的过程；二是受文学思潮的影响，即使出现一些文学作品，其价值也有限；三是受“三反”“五反”及文革的影响，好多本土作家失去了创作的基本条件；四是贫穷让这里的人形成了一种更务实的生存观、生活观，尤其对身在农村的文学者而言，第一要务是如何跳出农门，改变饿肚子的命运，没有心思潜心文学创作。

闭塞边远影响了长卷文学的面世。转战陕北时期，这里迎来了文化艺术的繁荣，但这主要集中在那些全国各地来陕北有影响的文化人。直到现在，真正有影响的也恰恰是走出陕北的那些作家们，比如柳青、马健翎、路遥、张子良、延泽民、王培祥、贺抒玉等。改革开放后，不少本土作家也出了一些作品，但在影响面与影响度上与走出去的作家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其实，这不完全只是质量的原因。在我看来，本土作家作品宣传不够，外人不知道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原因。那些走出陕北的作家们，他们多是文学报刊出版社的编辑、电影戏剧编剧等，从面世的相对容易程度而言，他们似乎更容易一些。

回首陕北腹地及四周的奇特文化现象，我们为历史上这里的长卷作品、著名文化人的相对稀缺感到深深惋惜。所幸，陕北在文学上已经不再是旧模样，路遥、张子良、王洲贵、黄河浪、龙云、霍竹山等一大批文人让这里光芒四射、星光灿烂。陕北腹地也好，陕北之北也罢，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吃苦耐劳、百折不挠、大气厚重、刚毅坚韧，现又恰逢经济飞速发展、需要精神产品的大好时代，在这样的社会和地域里，“矿床“已经映入我们眼帘，文学的金子自然不会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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