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长城文明

王志强

穿越于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灿烂辉煌，举世触目。雄伟壮丽的中国古代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象征。长城的出现和发展伴随了帝国体制的构建、完善与衰败。两千五百余年间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的互动交流及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共同融合，最终孕育形成了中华文明，屹立于世界的东方。

爱护长城，宣传长城，保护长城，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共识。致力于长城宣传保护与研究的专门机构陕西省榆林市长城学会，在此项工作中成就斐然。近八十岁高龄的榆林市长城学会名誉会长叶玉起先生带头撰文编著的《榆林长城百题问答》在去年出版发行，更是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

登上万里长城第一台的榆林镇北台，领略北长城一带的旖旎风光，遥想古长城孕育的中华文明，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随着环境的变迁及农耕和游牧政权你进我退的变化，长城分布的具体区域也有所不同。长城地带农业与游牧民族间的碰撞与交流，不但是北方各游牧民族间交流融合的过程，亦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之间长期交流融合的过程，还是中国统一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过程。长城的修筑以军事需要为起点，以民族融合、中华文化认同为终结，这一伟大的军事工程见证了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榆林镇北台以西的易马城和以东的款贡城的形成，进一步促成了“蒙汉一家”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军事设施工程为依托，发展和繁荣了蒙汉两族人民的经济和文化。易马城系陕蒙经济贸易、物资交流集市，它将内蒙的骡马、皮毛、牛羊及其肉食作交易，兑换陕北的食盐、粮食、药材、布帛、纺织品等物资。款贡城则是以官方进贡的金钱、珠宝、工艺品等物品，再与长城外的官方进行互敬互赠，互相交流的场所，以此促成内外金融往来。由此可见，长城内外的经济贸易和金融往来，加强流通，发展与繁荣经济、文化。经济贸易的繁荣进而提高了人民生活的日益向前发展。在经济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发展了生产。以农耕文明为主体的中华文明长城发展过程中，假如没有与游牧文明间的频繁互动，中华文明也许呈现不出延绵不断、生动活泼的形态。汉初匈奴“常往来盗边”，西汉政权在处于劣势的情形之下，被迫“约结和亲、赂遗单于，冀以救安边境；奉宗室女为单于阙氏，岁奉匈奴絮、缯、酒，实物各有数”。应该说，和亲及互市是农牧文化交流最直接的方式，如此的缓兵之计对当时中原社会经济恢复与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到了明代，“烽火不惊，三军晏眠，边圄之民，室家相保，弄狎于野，商贾夜行”，隆庆五年（1571）开始在边境上开设常态化的互市，边境线上对峙的局面为之大变。围绕长城的交往互动，农业和游牧民族互相促进、共同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华文明独特的、多元统一的文化面貌，而多元化恰恰是维持中华文明不断革新和强大的保障。长城的历史证明，中华文明至少是由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一起构建完成的，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榆林地区的考古，即神木石峁石城和绥德汉画像石等许多重要考古是证明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融合发展的例证。大汉民族的语言文字、思想制度、文明艺术深深地影响着长城地带游牧民族的文化发展。《汉书》保留着匈奴与秦汉王朝书信往来的资料，表明秦汉时期还尚无文字的匈奴便已能通晓和使用汉语。新疆罗布泊、辽宁西丰县的汉代墓出土了中原地区的铁斧、铁刀、铁镞、铁剑。绥德汉画像石及其生产生活工具的出土，内蒙等北方地区发现的钱币、铜镜、瓦当及汉代龟兹国的“汉乐衣服制度，归其国，治宫室，作徼道，周卫，出入传呼，撞击钟鼓，如汉家仪”足以证明北方地区的生产与文化发展的进步。

从陕北与鄂尔多斯的历史上看，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在农耕文化向长城地带各少数民族地区传播扩散的同时，各民族文化也在向中原汇聚，使得中原文化在发展中也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养分和智慧，而且衣食住行无所不包，塑造了长城地带文化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据考证，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到清代的旗袍、马褂，古代中原民族上衣下裳、宽领褒袖的笨重服饰有了重大转变。伴随魏晋时期大批北方游牧民族从长城以北的东北地方或蒙古草原进入长城地带或其以南的中原腹地，“胡床”带入农耕地区并改变了中原民族席地而坐的习惯。随着小麦、大麦以及磨面方法从中原的传入，增加了汉族以五谷为饭的膳食种类。家用畜力中的马，主要是从蒙古高原引入长城以南，汉代极为有名的汗血宝马传入中原后备受珍惜。此外，在新疆阿拉沟、鱼儿沟等地西周至战国末期的墓葬中发现的骡子骨骼，经鉴定最早应为蒙古高原地区的游牧者所培育。在艺术文化方面，诸如笛、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即古书记载的“丝竹之音”和音乐音律、歌舞杂技等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原后，对中原的戏剧、宋诗、元曲均产生了极大影响；大同云冈等石窟艺术以及敦煌的壁画艺术等，均为长城地带各民族乃至世界艺术的融合。今日所说的“一带一路”的经济、文化均与长城文明密切相关。当代艺术中东北二人台、山西内蒙二人台及内蒙的满汉调、乌兰牧骑的舞蹈、马头琴等与榆林市神府一带的四弦胡琴、今日陕北大秧歌的服装道具均带有蒙汉两族文化交融的元素。蒙汉艺术的发展融为一体，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演出艺术，在全国流行，大放异彩。民族融合发生、发展过程，同时也是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无论是农业民族政权，还是游牧民族政权，当其主导中原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希望统一中国。统一思想的形成是长期以来民族融合最好的也是必然的趋势。虽然长城地带各民族的起源地域各异，但在几千年互相交流过程中，通过学习所进行的民族融合，已不再是简单的“汉化”或者“胡化”，而是更深层的诸如文化、思想等的深度交融。各民族文化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保持自有风格的同时，又兼具其他民族的文化特征，这才使得中华民族文化朝着多元化方向不断向前发展，促成了中华民族真正的繁荣，塑造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和包容性。

当代著名史学家费孝通先生说：“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经济体。两千年来，长城内的农业民族通过屯垦移民和通商等方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网络，将长城内外各民族联结在一起，成为中华民族自在民族实体形成中重要的一部分。长城见证了农牧双方发展的历史阶段进程，也因此成为中华民族的伟大象征。长城的出现始于从分封制向中央集权郡县制转变的战国时期，从战国之后到大一统的秦汉，以致于延伸到隋唐、明清时期都建有长城。中华文明由农耕和游牧两个文明共同构成，缺失游牧文化的中国文化，是不可想象的。自从长城修建以来，长城内外逐渐形成了农牧两大统一体，它似乎像一条有形的屏障防御线，将农耕社会与游牧社会割裂开来，实则不然，长城作为防御体系兼具一定的开放性，对内反映在长城的修建要与周围环境，诸如地形、耕地、水源及前方、后方构成联系，对外则表现为通过千万座连通长城内外的关隘而将农耕与游牧地区紧密地联系起来。其中不但有以“耕”为核心的文化，亦有以“牧”为核心的文化，由于二者的碰撞、交流、融合和演进，才缔造了灿烂优秀的中华文明。长城地带各民族对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的突出贡献，充分体现了以农业文化为主导向四周辐射，各民族文化呈多元不平衡发展并向中原文化汇聚的特征。两者文化的互相交流碰撞、互相借鉴吸收，在和谐共生、共同发展中创造了绚丽多姿而伟大的中华文明。从榆林市遗存的长城现状来看，明代以来的长城保留尚好。长城的墩、梁、城堡、营等遗存明晰可见，地域的郡、堡、营等地名名称沿袭至今，可谓今日长城的魂宝。

近代以来榆林市明显地将十二个区县分为南六县与北六县两大块，南六县基本上是农耕生产生活方式，北六县则是农耕游牧相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文化与经济明显有所差异。然而，榆林市依托长城打造长城旅游文化，以得天独厚的旅游产业带动其他经济的向前发展，已经成为各级领导改革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责无旁贷地为中华文明的象征——长城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做着不懈的努力，并将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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