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世博会“经济转型与城乡互动”主题论坛上,已卸任神木县委书记一职的郭宝成直言,神木免费医疗的模式,中国所有县级以上单位都可以借鉴推行,“我觉得这是一个理念问题,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
郭宝成阐述的道理很朴实很简单,搞不搞免费医疗,关键问题不在钱上,而是执政理念——有钱了,怎么花;有限的钱,可着谁先花。
有些口号上上下下喊得都很响亮,比如“再穷不能穷了教育”,而很多地方的实际情况却是“再穷不穷政府”,“再穷也不能委屈了官员”。于是我们看到,尽管是贫困县,政府大楼一点都不寒酸,而且有些地方还豪华得很,就算发达国家的同级政府,也要相形见绌。尽管是贫困县,官员们屁股底下坐的,嘴里抽的、吃的、喝的,出差住的,标准都不含糊。富裕县也好,贫困县也罢,“三公”消费每年花掉多少,财政不公开所以百姓不知道,但是肯定不少,这是不争的事实——全国每年9000亿,这个数字就算不准,它也是靠谱的。那么我们由此推论,如果大小官员们都少吃点、少喝点、少烧点、少挥霍点,省下来的钱用于民生,那么免费医疗就不应只是神木一县的“专利”。
问题是,公共财政资金这块蛋糕上,存在着官利民利之争,多切给民生、老百姓一块,体现在既得利益阶层那里的必然就少了一块,这是加减法算术题。而如何平衡各方利益,首先满足公共利益,还是考虑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这个问题正如郭宝成所说——理念问题,为人民服务的态度问题——权力,公共财政,主要用来为人民服务,还是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
江苏有个阜宁县最近也出名了,但它和神木搞免费医疗出名不一样,而是因为两座被指为形象工程的山寨建筑。阜宁是国家贫困县,贫困县为什么要斥巨资搞这种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当地政府称,中央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那么如果我要问:中央也没禁止免费医疗,你怎么不搞?问题不在于中央不禁止什么,而是官员心里装的是什么——如果心里想的全是个人或集团的政绩利益,有了钱先满足官员好大喜功的愿望,而百姓疾苦在他们心里没什么位置,就算有钱,就算“富裕县”,钱也未必愿意往民生上花。
“我们为什么不能把发展成果让我们的老百姓来共享呢?我们为什么一味去追求GDP增长,而不顾民生的艰辛呢?”郭宝成此言发人深思,而回答这些问号并不简单——重视不重视民生确是理念问题,但民生理念的实现终归不能都寄托在“良心官员”或“好人政治”上。 (C)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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