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40：一个文武奇才留下了一首千古名篇 宋一鹏

在一个闷热的秋日午后，我和同事沿着南桥东端的河岸散步。这是一条北方地区常见的小河，河岸宽广河面狭窄，草木葱葱河水清澈。几千米外，小河汇入大河，河面变得开阔，河水变得丰盈。小河叫南川河，大河叫延河。一路走来，我们次第经过了一座再建完成的医院、一所曾经就读的中学、一些零乱而老旧的小区、几家住房改建的商铺。眼前的这片安宁与琐屑都无法和那场关系到一座城市和一个王朝命运的战事联系在一起。然而，当我走到宝塔山底的摩崖石刻前，崖壁上刻着的“嘉岭山”和“胸中自有数万甲兵”这十一个遒劲方刚的大字却不容置疑地告诉我：就是在这里，981年前的那个秋天，一个名叫范仲淹的人只身到此，试图拯救一座被围困不久的孤城，试图拯救一个边境岌岌可危的王朝……

难越雄城如铁

延安位于陕西北部，地处黄河中游，黄土高原的中南地区，北连榆林内蒙古，南接关中平原，东隔黄河与山西临汾、吕梁相望，西邻甘肃庆阳，中心城区处于宝塔山、清凉山、凤凰山三山鼎峙，延河、南川河二水交汇之处的位置，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自古以来，延安就是中原农耕文明抵御草原游牧民族的一道重要屏障。延安往南，无险可守的关中平原门户大开，因此延安就成了游牧和农耕两种文明相互攻伐和客观融合的最前线。我们常说“军事重镇”，须知这个词最早就是见于对延安的评价。秦统六国，天下分为三十六郡，居“三秦锁钥，五路襟喉”的延安郡被首次表述为“军事重镇”。边塞诗有云：“可怜无定河边骨”，用现代军语“兵要地志”的表述，延安在古代便属于无定河流域的轴心区。因其“边陲之郡”的特殊战略地位，名将重臣率军镇守延安亦是常态。

初秋午后，延安城里极为闷热，惟有穿城而过的延河上不时吹来一丝微风。顶着一头烈日，我登上了几年前重建的延安南门城楼，城门上大书“安澜”两字。站在宽阔的城墙上，往东几十米外便是延河、南川河二水交汇之处，向西可以清楚看到凤凰山上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城墙。这些沿着山势而修建的古城墙经过专家考证始建于公元前215年，是迄今为止在延安城防建设中能够找到的最早的、规模最大的城防建筑。也许今天的人们可能会对那段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夯土城墙不屑一顾，但我的一位长辈曾告诉我，他年轻时和三个年轻力壮的后生在一段坐落在家中菜地的土城墙边上尝试着打一个菜窖，斧劈钎凿四个小时之后，也仅仅挖出不足一尺见方的小坑，这些夯土城墙历经千年之后尚且坚固如此，在当时足以让缺乏攻城器械的游牧士兵体会到城防攻坚的残酷。

古代中国历朝历代都与北方夷狄的战火不断，因此每一朝代都很注重修整边境城墙，以保障国内的安全，确保这一御敌屏障不断发挥作用。而历朝历代为了牢牢地控制延安这个战略要地，都会对延安城进行修缮与加固。更加得天独厚的是，南川河自南向北、延河自北向南而来，在宝塔山下汇合之后向东而去，绕着延安城划了一道巨大的弧线，从延安的北、东、南三面流过，成了延安城的天然护城河。据记载，旧时河面宽度曾超过几十米，这在冷兵器时代便是游牧民族攻城的噩梦。范仲淹诗曰：“延水正中出，一郡两雄城。”是说当年的肤施城和府城，足见当年城池雄伟。在今天的西北局革命旧址旁边，宝塔区城市展厅里有一张延安老城的历史照片，依稀可见当年的雄城风貌，而为了争夺这铁打一般的延安城，吴起、蒙恬、范仲淹、沈括等风云人物都曾在此大展文韬武略，上演出一幕幕金戈铁马的悲壮史剧。

可叹英雄迟暮

生于北宋中期的范仲淹遭逢的，是一个兵连祸结的乱世。暗弱的北宋先后与强大而暴虐的游牧民族契丹及党项为邻，战争的硝烟经年不绝。在被北宋朝廷重新起用，从山清水秀的浙江奔赴战争前线延安之前，范仲淹因为直斥宰相吕夷简任人唯私、升迁不公被贬为饶州知州，妻子也因病故去。他的朋友梅尧臣写了首《灵乌赋》，寓意范仲淹在朝中屡次直言，都被当作乌鸦不祥的叫声，劝他应学报喜之鸟，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邑闾”，希望他从此拴紧舌头，锁住嘴唇，除了随意吃喝外，不要多事。读到梅尧臣的文字，范仲淹内心温暖，但对他的劝告却不以为然。他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灵乌赋》给梅尧臣，在赋中，他斩钉截铁地说，不管人们如何厌恶乌鸦的嘶哑之声，自己将始终坚持一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后来说，范仲淹写下这8个字，比西方那句经典的“不自由，毋宁死”，早了740年，是中国争自由史上一段值得铭记的佳话。

公元1040年8月，52岁的范仲淹受命于危难之际，以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延州知府的身份奔赴延安抵御西夏党项族的侵略。虽然仕途上的艰辛蹉跎早已使他两鬓如霜，但他忠心报国的热忱却丝毫不减当年。在抵达延安的初秋时节，河风吹雨，大雁悲鸣，昏黄的夕阳淡扫在伤痕累累的城楼上。城门紧闭，伤兵呻吟，老弱在压抑抽泣，天地间尽是一片异族兵临城下的恐惧和凄凉。面对此情此景，范仲淹心中感慨万千，有感而发写下了边塞词的压卷之作——《渔家傲·秋思》，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惊艳的一笔。

在接手了孤城紧闭、人心惶惶的延安城防之后，范仲淹立即对军政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日夜加紧训练整肃军队的同时，招募流亡边民，修城筑堡，坚壁清野，既加固了边塞防线，又使延安大批流亡无着的羌汉民众相继归业，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为了备战需要，在凤凰山顶修建了一座瞭望楼，名曰“镇西楼”，同时在隔河相望的嘉岭山顶也修建了瞭望台（即摘星楼），并在此山石壁上凿刻了“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八个大字，不仅示敌镇守边关之信心，也大大稳定了军心民心，快速扭转了延安围城之后颓败的局势。对于敌人的势大侵扰，范仲淹既不贪功冒进，也不被动防御，“为今之计，莫若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使无虚可乘。若寇至，使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岂敢深入！”西夏军原本集兵在延安城下，见此情景也不敢妄动。史载西夏人曾惶恐不安道：“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数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小范指范仲淹，大范指镇守延安的前任、吃了败仗的范雍）。”由此可见范仲淹威震边塞的英武功绩。

1041年春，西夏军在延安城久战不下，后勤难以为继的困顿局面下，遣使来延约和。范仲淹希望早息干戈，免民疾苦，于是回书西夏军统帅李元昊，晓以利害，希望两相罢兵。不料却被朝廷中一些昔日反对过他的朋党抓住了把柄，诬陷他与敌国通书，目无君主，当治重罪。虽然有正直的大臣竭力辩解，但最终无济于事，于当年三月被降为户部员外郎，贬到耀州。

范仲淹主政延安虽然只有短短的八个月，但他立足以防为主，注重改革边政，不曾失一人寸土。通过推行平息边疆之争的长远策略，将原来一触即溃的延安边防前线巩固成为西夏不敢轻易进犯的铜墙铁壁，使西北边境安宁了许多，也让当地坊间流传出这样一句话：“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回顾范仲淹在延安的岁月，我们可以看到军事不振的宋王朝给这位热血报国的文武奇才留下的悲愤与无奈。而这段短暂的时光恰是范仲淹坎坷一生的缩影。他在官场沉浮数十载，逆境多于顺境，贬谪盖过升迁，但他始终保持初心，保持勇气，不随波逐流，用自己的心血照亮了漫漫长夜。金末元初一代文宗元好问这样评价范仲淹：“在布衣为名士，在州县为能吏，在边境为名将，在朝廷则又孔子所谓大臣者，求之千百年间，盖不一二见。”

岁月峥嵘，山河依旧。在一个山雨欲来的秋日傍晚，我登上了范仲淹无数次登临并亲笔手书题名的嘉岭山。山顶上那高超碧落的宝塔依然在静静俯视着红尘，俯视着众生。远眺延河，碧水似练；秋风萧瑟、万物含愁。此时此刻，隔着千年的时光，我脑海中的诗词似乎成了先贤鲜活的喟叹，让我可以触碰到他们思想的余温，耳边也再次响起范仲淹在这里写下的不朽词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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