弋舟：我们阅读，不过是在映照自己

□新时报记者 江丹

弋舟的短篇小说集《庚子故事集》新近上架。《庚子故事集》共收录5篇作品，分别是《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人类的算法》《掩面时分》《羊群过境》。仔细读来会发现，这些小说有一个共同的内核：寻找。小说里的人寻找精神困境的出口，寻找自我与世界的相处方式，读小说的我们则从中看到了有着同样的问题、做着同样努力的自己。

这是生命的辩证

上帝知道我有多潦草，对这个世界有多不耐烦，于是差遣了一个胖天使蹲在路边，让她陪我走上一程，软化我，给我这个失败的胖子加添肉身的尊严，她给我指认了此生的第一棵树木，启发我对原野展开想象。事实证明，这一切多么有效。当她完成了使命离我而去，我始终身在一种对于非凡风景的憧憬中，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地穿行在玉林街上。我不甘心，我拼命地找，拼命地找。要“找到点儿什么”的这个念头本身，充斥在我全部的一百九十三斤的灵肉里。

而这个“找到点儿什么”，不过就是一个肥胖少年应当早一点比别人学会的对于“规定性事态”的服从。你可以说那是提前学会认怂，但你也得承认，那里面，于劳作中蕴含着责任与业务自重的美德。

——《核桃树下金银花》

新时报：《核桃树下金银花》《鼠辈》里都塑造了“胖子”的形象，他们都有一个“寻找”的执念。身体的膨胀，与灵魂有关吗？为什么一定要让主人公的身体，甚至一只仓鼠的身体都膨胀起来？

弋舟：我们毕生都在处理肉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寻找”大约也是生命的重要议题，肉体的沉重，一方面加剧着我们在尘世行动的难度，另一方面，也许在某些时刻却使我们免于轻浮。这是轻与重的辩证，同样也是生命的辩证。一个人类的胖子，或者一个鼠类的胖子，看上去，都像是被打上了“失败”的标记，但在小说里，我们可以重新定义失败与成功的含义。

新时报：读《庚子故事集》里的这几个故事时，感觉不像是真的，又像是真的。作为创作者，您觉得读者有这样的阅读感觉是对的吗？您试着为自己的读者画过群像吗？

弋舟：当读者们捧起书来的那一刻，唯一正确的就是他们自己。我们阅读，不过是在映照自己。真实与虚幻，在阅读的时候，大多是我们主观的感受。譬如，有时候我看新闻报道中的世界却感到宛若梦境。

我大致想象过自己的读者：他们是一些读过书的人，对羞耻的事情敏感，对美有愿望，不太喜欢大声喧哗，常常会恍惚与伤感，也常常会陷入在无端的自我谴责之中……

小说毫无“解决的方法”

春夜的风是软的，我在黑暗的天空爬行。爬过十五六米之后，没准，我就能焕然一新，成为一个真正刚健的人。闭着眼睛，向前一寸一寸蠕动，渐渐地，软风变硬，我的脑海浮现出辽远的幻觉，我真的看到了，本来，那如同一个巨大负数一般空洞的前方，那像皮子被鞣制过了一般的锈色夜空，开始泛出沉着的普蓝，在那普蓝色的天边，苍穹之下，高原的地平线上正有滚滚的羊群无声地越境而来。——《羊群过境》

新时报：跟您之前出版的《丁酉故事集》相比，《庚子故事集》似乎有一种痛苦的感觉。《丁酉故事集》更像是在描摹一种时代情绪，但是《庚子故事集》似乎在试图找到这种情绪发生的原因、解决的方法。《庚子故事集》的创作过程中，最困扰您的是什么，或者说您最想打破的是什么？

弋舟：也许会“痛苦”一些，但我不想强调它。强调了，就仿佛我们曾经不怎么痛苦似的，也仿佛我们当下真的很痛苦一般。这其实都不是事实，至少，不符合我的感受。我的感受是，“痛苦”本是生命的本质之一，所以我们才有了使自己快乐与美好起来的愿望与前提。

小说去发现“原因”是可被允许的，但小说毫无“解决的方法”，更多的时候，它只呈现困境。写作的过程当然会遇到困难，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不同，具体到这本集子，显然它会受制于外部世界这场宏大的灾难，投射于心，会令我对写作的意义产生怀疑与动摇——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困难吗？

我们不在小说里提供“解决的方法”，但写作本身却是可以给出一些办法的，这个行为本身，至少令我顽强甚而坚强起来，让我多少“打破”了对于自己“不断攀爬”的执念，那种攀登的、“一步比一步迈得更远”的念头，披着“向上”与“前进”的外衣，怂恿我们，鼓动我们，其实包裹着的，更多的是过度的虚荣，让我们难以诚实与恳切。

那么好了，至少在这本集子的写作过程中，我开始能够做到如实地呈现自己此时的能力——就是这样，这个作家，在这一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水准。

好作家和差作家

第二天清晨，她听到了电动剃须刀的蜂鸣从卫生间传出来，那声音很枯燥，一如她还没有挣脱的沉睡感。这一刻她才感到了陌生，还有一点儿难以说明的沮丧。临走前，她在卫生间找到了那部崭新的剃须刀，掀开刀头，将里面蓄积的胡茬倒在一张纸巾上，包好，放进了自己的衣兜里。做完了这一切，她抬头看到了那只两米外的猫，它伏在马桶盖上，离她顶多半米，并不友善地盯着她的一举一动。她的确受到了惊吓，觉得自己一瞬间变得有些僵硬。

——《人类的算法》

新时报：《人类的算法》和《掩面时分》都是在用女性的视角讲述跟女性有关的故事。从您的经验出发，男性作家的这种创作方式会有优势或者劣势吗？男性作家会比女性作家更知道如何讲述女性故事吗？

弋舟：这样的划分太笼统也太粗糙了。我们理解世界，如果真的能够这样简单地一分为二就太省心了。男人，女人，非此即彼，男性用一个理解的“模型”，女性用一个理解的“模型”，连童话世界都没这么泾渭分明。只有好作家比差作家更知道如何讲述女性的故事，他们不但知道如何讲述女性的故事，还知道如何讲述一只猫、一只仓鼠，甚至一块石头和一杯水的故事。

全部的自尊与自恋

坐在地铁里的我一定是惹人侧目的。一个胖子，膝盖上放着另一个胖子。我局促地垂着头，是一种自惭形秽的心情。鼠笼中有一只大约直径三十厘米的跑轮，做成了一个封闭的奔跑曲面，雪糕安静地伏在上面，一副自暴自弃的样子。它早已忘记了奔跑的滋味。车厢里并不拥挤，所以身边的人尽量和我拉开了一些距离。有个女人突然大声对她的孩子说：“北京发现了两例鼠疫感染者！”

我冒汗了。尽管挂着一只貌似依然能正常工作的负离子空气净化器，我还是感到有些喘不上气来。我只能提前下了车。——《鼠辈》

新时报：很多读者都希望从小说里寻找小说家的影子。《庚子故事集》里，哪一篇小说的主人公最像您自己？

弋舟：如果一定要找到个影子，那么就是《鼠辈》中那只肥胖的仓鼠吧。

新时报：如果没有写作，您的生活或者生命会失去什么？

弋舟：失去谋生之道，也失去全部的自尊与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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