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少艳
红碱淖在哪里?背朝黄土地,在陕蒙相接之地,茕茕孑立;红碱淖怎么了?孤身一人,躲藏在黄河与长城的臂弯里,踽踽独行;红碱淖像什么?她被轻轻地别在毛乌素沙漠的腰间,就像一把开启旧时光的银钥匙,因为镶了钻而闪闪发光。
从民国初年、民国十七年一直到现在,流淌过的每一条溪流都是源远流长的史诗,积攒过的每一滴雨水都是意味深长的文字,大约九十年间,我们在起起伏伏的书页中,来回翻阅。
我们捧着一条河走向另一条河,总是担心她会沦为大地上逐渐隐身的水泊;我们端着一瓢冷水去迎合一场大雨滂沱,希望她不哭不闹不急不躁。也不知道是谁留下这一份沉重的停顿,让她心甘情愿接受几场春雨、接受曾经干涸、接受肆意漫漶、接受夏日的热气腾腾与严冬的千里冰封。这是一个时光裂缝处一不小心拾掇出来的海子,还有真切存在过的“大淖纪事”!
淖的形成
提及饮马小淖,总是让人疑窦丛生。昭君泪则是一个传说,让千百万个昭君一起来痛哭,也无法哭出一个大湖。
寻遍典籍,都找不到最初的印记。
在四十年前的1979年,有一份发给榆林地区行政公署民政局的文件考证了红碱淖的形成来历,提到了在民国初期时红碱淖还是草滩。
这份1979年的考证中记录:
尔林兔公社东葫芦素大队第六生产队石拉点卜素村民杨贵贵,出生于1887年的他从光绪年间就生长在这里。他记得红碱淖海子不大,淖边叫碱房滩,满滩都是草皮、马莲、束鸡。约1917年前后发大山水,红碱淖才变大,过了十来年,水才把路淹了,以后海子再也没干过。
中鸡公社刀劳窑子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王二则,时年六十七岁,出生于1912年。他记得有个不大的卜拉窑则,海眼的意思,水很深,海子在东南头渔场不远处,其周围是干碱滩,群众走路种地。民国二十一年时路过海滩,海子只有三四亩地大,那年下了二十多天的连阴雨,海子又长大有十多亩。以后一年一年长大,有六七年时间长得最快,海面向外扩大四里,再往后变化也就不大了。
淖边老者还说,1954年,红碱淖水多涨了,到了包产到户时期,红碱淖水又有所回缩。
实际上,红碱淖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地貌变化的过程。最开始是黄河支流秃尾河上游的一个河谷盆地,秃尾河上游的地表水和地下水通过瑶镇宫泊海子向东南外泄,后来随着风沙不断堆积,宫泊海子一带的河道堵塞,低洼的河谷被填平,并逐渐抬高到与西部的梁岗一致,在地表形成一道分水岭。此时红碱淖一带尚未形成湖泊,只是一片沼泽湿地。
根据这些材料综合分析,红碱淖初步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
红碱淖为啥叫红碱淖?有多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说,红碱淖海子在清道光年间还是一片低洼湿地,积水很少,且一遇大旱就蒸发干涸,洼地中心原来有一条拉碱大道,贯穿南北,此地含有大量的红碱。
还有一种说法,红碱淖向西北有一条约10公里的小河叫蟒盖兔河,15公里外有一碱湖叫查汗淖。由于蟒盖兔河上游流域地上多碱,碱水冲入此处,再因碱湖查汗淖在西北风头上,冬春季节西北大风将地表碱面刮来,这里的碱土越积越多,海子的水也逐渐变成淡红。
第三个说法,红碱淖的蒙语叫特莫哈达查干淖尔,其中“特莫”是骆驼的意思,“查干淖尔”即白色之湖的意思。在蒙古族宗教信仰与民俗中,白色被视为圣洁之色。
第四个说法是传说,有一个七十多岁的“打牲蒙古人”说他们祖辈手上出过红岩,红碱淖有宝气,有个石头骆驼。有个蛮婆发现里面有宝,捡了一堆金鸽子,然后石头骆驼跌倒了,不出红岩开始出红碱。红岩与红碱,可能名字跟这个有关。
红碱淖有多大?
1936年出生的李买成,是尔林兔镇后尔林兔村人。他几岁时候听老人说起,东淖畔的那些人,“灰着呢,灰着呢,把房子都盖在红碱淖里头。”这些俗语印证了当年老祖辈见过当年水位高的时候,笑话这些人把房子盖在淖里头了。
红碱淖水量的丰歉全凭年头,年头雨水大,淖就大。到了1954年,雨水很大,红碱淖涨大水了,壕赖滩的人家全部搬迁到了牛定壕。大水后,以西的水都从红碱淖来了,东山畔人都“澄”泥,土好地肥。
今年83岁的武绍文也是1936年出生。他听闻红碱淖曾经“干淖”,1964年他陪同调查组去尔林兔镇马连河下乡,和一个姓刘的碱厂老职工同住。大概五六十岁样子的老刘告诉他,自己在六七岁的时候跟着爷爷步走从红碱淖穿过去,走到了对岸,淖干了,算来应该是1900年前后。
今年80岁的裴万姓是原红碱淖国营渔场的老职工。他以前听老人们说,红碱淖最一开始淖心还能走人呢,听说“一满不大大”有个“海眼”。1960年他去渔场工作的时候,红碱淖已经六万亩,1974年左右连日下大雨,变成了十万亩。红碱淖是一个“倒贴钵子”,四周高中间低洼平坦,只会往进去吸水,淌不出去水,周边高地的雨水均流在这里,渗到地底下。当时为防红碱淖干淖,在尔林兔公社的巴吓采当打的两个深井,距离红碱淖四十华里(二十公里)专门抽水注入红碱淖。
看来,红碱淖最初形成之时,只是一个低洼的碱滩地,遇涝有水,遇旱即干,当地群众为种地,开始挖壕排水。解放后,这里兴修水利,滩地做排水工程,改造湿滩地,疏通了周围下湿沼泽地的水流,使得地表径流汇集,逐步形成海子,以后逐渐扩大。
1929年约为一亩地大;1935年约三四亩地大;1946年、1947年两年连续大涝;到了1949年解放初期,海子水面有三万余亩;1954年涝灾到1957年水面扩散到五万五千亩;1959年大涝,水面增至六万亩;1963年六万五千四百亩;涨水最快的是1958年、1959年、1961年、1962年、1967年,到了1969年,红碱淖海水面增至九万八千七百亩;进入七十年代十万亩,水面浩瀚壮观,水深八至十米,最深处二十米以上。
毫无疑问,水面扩大是因为阴雨连绵、连年大涝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挖渠排水等原因快速集中水资源所致,稳定阶段是因为湖泊的补给量和消耗量旗鼓相当。萎缩阶段,其实就是人为原因的扩大化所致,比如打井抽取地下水、建大坝源头拦截,以及当地矿产资源开发等原因所致。
按照这样的演变趋势,红碱淖干涸并不是危言耸听。
“鲫瓜子”
清朝嘉庆年间有个榆林知府叫邓廷桢,有诗作提及“是水偏名酒,多鱼却唤虫”,说当地人不识鱼滋味,就知道这是水里的大虫子;而在《延绥镇志》中也有一段趣闻,昔范希文戍边,行水滨,甚乐之,从者前云,“此水不好,里面有虫”,答云“不妨,我亦食此虫也”。
试想清代榆林“土人”面对这些“水中虫”举起筷子犹豫再三迟迟不敢吃的模样,是不是笨笨的很可爱?
淖边不少人说,最开始神木人就是不吃鱼,红碱淖里野生的鱼非常多,除了一些小鱼被一些鸟捕食外。不吃,偏僻闭塞没见过算一个理由,但“害不哈(不知道)”怎吃、嫌扎喉咙嫌腥气也是很大一部分原因。
上世纪五十年代,河北来的货郎子,他们在淖边,用柳编屯子往湖里一扔,拽上来,呵,就有十几条鲫鱼,这些外地来的生意人很是欣喜,就直接炖了吃,香气扑鼻、味道鲜美。后来还有渔场的职工,河北请来的打渔师傅们,开膛刮鳞不厌其烦把吃鱼当家常便饭,于是“鱼是可以吃的且很好吃的”的这种意识和习惯才慢慢在神木推广开来。
裴万姓讲,早年鲫瓜瓜(鲫鱼)淖跟前被风刮来好多,当地人捡到都埋在树下当作肥料。
还有老者回忆,有那么几年淖的水位下降,“鲫瓜子”鲫鱼就往岸上跑,淖畔满满都是,用筐子一捞全是了。人们炒完了煮,炒着吃或者炖,或者直接煮,慢慢就会吃了。鲫瓜子有时被药用,出麻疹时捡一条鲫鱼回来,熬一锅汤,再把淖畔“三重柳儿”的红柳皮皮刮一点放进去。偏方是否可行,就不知道了。
忍俊不禁的鲫瓜子时代,虽愚昧但也可亲可爱。据说,老百姓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把鲫鱼当做是一种有鳞有刺“怪圪料(奇怪的)”的东西,不屑于捕捞也不敢食用,甚至1947年“遭年成”,饥馑相藉,也没有人愿意将大风吹在岸边的鲫鱼捡回充饥,“宁嚼苦菜也不吃鱼。”
1958年后,有了渔场,开始捕捞,有了外地人的引荐,人们才敢大胆食用鲫鱼。红碱淖鲫鱼既可口好吃,个体也比其它地方的大,一般都在一斤左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这里捕捞到的大鲫鱼重达三到五斤,当时《中国水产杂志》作过报道,称红碱淖鲫鱼个体之大是世界上罕见。
“门扇大鲢鱼”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红碱淖,水域面积已由九万八千七百亩涨至有十万亩,陕蒙两地共同投放鱼苗子。红碱淖渔场在1970年引进“四大家鱼——青草鲢鳙”。鲢鱼就是白鲢,鳙鱼就是花鲢。现在的人们觉得异常神奇的红碱淖门扇大鱼就出现在这一时期。
裴万姓说,白鲢鱼、花鲢鱼都是从西安渭南调来的鱼苗,鱼苗像穿线针一样细,三个多月养到指头一般粗细,就可以投放进淖里。见过花白鲢鱼四十来斤,打过最大的白鲢鱼有六十多斤。
武绍文称,1975年有个“农业学大寨”工农业生产成果的大展览会,就有一条从尔林兔拿回来的红碱淖大鱼作为工农业生产成果展示。那年冬天,办展览的位置在城里,大鱼先被安放在党校的冷库里,从党校调出来放在展览室的一个大木盘上,准备迎接开展的时候,大家还很担心,展览室里面有火炉子,大鱼会不会坏。人们又把它挪在了门口,通风。大鱼展览完后被会餐用掉。
“门扇大鱼”的传说有点夸张,但六七十斤的大鱼在那个时期曾多次出现。在七十年代,放了鲢鱼的鱼苗子,周边草滩的牛羊马粪多,粪肥了水,鲢鱼吃的浮游生物、浮游植物这些都是富氧饲料,长得快长得壮。人们打捞过最大的鲢鱼一米多点,厚脊梁宽四十几厘米,75斤左右。提溜起来,连着鱼尾巴扇子算进去,有门扇那么高。
50后刘新民讲自己在1970年前后,在神木老城南门看到过一个木板车(一米二左右)上竖躺着一条大鱼,鱼有百十来斤,三毛钱一斤。彼时,一个干炉五分钱一个。
60后项世荣,在窝兔采当也在1970年左右见过大鱼。一户人家要办喜事,赶一头毛驴,驴背上驮一条大鱼,大鱼重近一百四十斤。当地人平时不允许小孩独自去红碱淖海子边上玩,他们担心有门扇一样的大鱼,会把小孩一翅膀扇进海子里。
70后张斌在淖畔长大,他回忆起自己小时候,大约在1987年、1988年前后,夏天经常在淖边玩耍,经常可以看见鱼儿跃出水面的场景,还经常看到不知名的大鸟像箭一样飞速冲到淖边逮鱼吃,而且红石岛上随处可见的都是鸟蛋,还有大雁蛋,经常捡了拿回家煮着吃。
一米多的大鱼在他印象里常见。有一回他父亲用麻袋装回来一条大鱼,还活着,被放在洗衣服用的大铝盆子中,盘一圈,鱼身最宽的地方比A4纸还宽,长有一米。有个冬天,一条大鱼挂在他们家“凉房子”的木杆上,和身高一米五八的人一般高,大鱼肚皮是红的,尾巴也是红的,尾巴扇子连在地上,大概三四十斤的样子。大鱼被切成块,炸着或者清炖吃,味道特别好,刺有筷子那么粗。
1935年出生于红碱淖畔的石拉点卜素的杨文庄老人回忆,他打过最长的一条鱼有两米长,是一条白鲢鱼,他用平板车拉那条鱼时,尾巴还连在车子外面露出几十厘米,鱼的膘有十厘米厚。鱼被分给了几家亲戚,吃了好长时间。另一位杨姓老人说,他记忆中打过最大的鱼有六十多斤。几位老人都一再提到民国十七年左右,这几年连年大旱,靠天打粮的田地里几乎颗粒无收,红碱淖也缩得很小了,仅仅剩下二三亩,“鲫瓜子被水摆到岸边,可大了,有二十多厘米长,半死不活,一堆一堆的。我们当时饿得要命,宁挖的吃苦菜也不捞回去吃。”
有月色当烛光,红碱淖便是故乡
最孤独是红碱淖,她是金黄大漠里的一抹蓝色,不知道何时会被吞噬;最让人心疼的还是红碱淖,身世不明,我们通过她一呼一吸的节奏去把控流逝和蒸发之韵味。曾经的干涸、大雨滂沱、积蓄、漫漶、水位上涨和下降、越来越瘦,都是她每个年龄段无可挽回的惊心动魄的美。不敢惊扰,捡拾几道湖面上的粼粼波光,交在大地母亲手上,去装饰冬日黄昏与夏日清晨。
孟醒石有一句诗叫“有月色当烛光,红碱淖便是故乡”。
在我看来,故乡虽好,可红碱淖一直在后退,像一个没有履历的孩子,我每隔一段时间就想帮你写一份求职简历,你帮我们击退了沙漠的围攻,我们帮你留住记忆可好?
淖儿上空,哪怕是一片小小的云,也是神路过的踪影;淖儿上空,哪怕是一朵小小的乌云,都有可能将一阵甘霖洒落到大地上来。别灰心,夜里下雨了,我希望那是一场大雨,让湖水更加澄明,天空放晴了,我希望上游没有拦截大坝,让大湖水量充沛、库存丰盈。冰天雪地中,我想潜入大淖,去围观淖底的古老宫殿,偶遇大鱼,采访大淖纪事。
冬捕、大鱼、淖尔,我从未涉足的领域,老渔夫的一席话可谓语语惊人,字字闪光。每个人,都需要有像红碱淖一般朴素淡泊的心地,宠辱不惊,那颗哗众取宠的心完全没有了,消失殆尽了。红碱淖一直就是这样,你不在的时候,她就在;你在了,她也在;你不在了,希望她依然还在。她有自己的一套完整细致、井井有条的生存法则,但仍然少不了你的关心与呵护。期待愉快的春日,冬天跟冻土一样消融,让蛰居的生命开始舒伸了。在红碱淖,能不能像爱默生一样在湖边买块地,像梭罗一样住进在湖边盖起来的小木屋里,观察着、倾听着、感受着、沉思着、记录着,独居湖畔,静静聆听红碱淖传递给你的讯息。
心之所向,身之所往。虽然我知道,再好的记录,也比不上亲眼所见,但总好过置若罔闻及视而不见。有月色当烛光,红碱淖便是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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