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云封事》中的陈年往事 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慷慨悲歌

1936年4月15日“中央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议,出席者左起:李济、李书华、翁文灏、傅斯年、张道藩、蔡元培、王世杰、胡适、朱家骅、黎照寰《朵云封事》,李在中著,北京出版社本报记者朱文龙

李霖灿先生的名字,大陆读者这几年已经不再陌生。他曾担任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是著名的中国美术史研究专家和丽江么些文化专家。在今天,凡是热爱古代绘画的读者,大都知道李霖灿先生的大名。最近,李霖灿先生的儿子李在中以父亲的博物馆生涯为主线,撰成《朵云封事》这样一部回忆往事的大书。很多故事都是第一次为人所知,弥足珍贵。

从“玉龙观雪”到“故宫读画”

李霖灿1913年出生于河南辉县,1938年毕业于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后来因为抗战爆发,学校奉令与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合并,改名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后一路迁往昆明。李霖灿为了节省车费,就组织几名同学一起徒步穿越湘黔苗区进入云南,并在昆明成立了“高原文艺社”。

在这里,李霖灿第一次拜会了学界前辈、甲骨学大师董作宾。

董作宾也是河南人,他对这个小老乡可谓一见如故,尤其是对李霖灿在入滇途中所描绘的苗人钢笔素描赞不绝口,因而受到时任国立艺专校长滕固的关注,滕固决定拨款派李霖灿前往云南西北部调查边疆民族艺术。由此,李霖灿才有了和玉龙雪山、纳西象形文字结缘的机会。

1939年4月李霖灿离开昆明,第一次前往丽江,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考察。这次考察,使李霖灿认识到了西南边疆地区艺术资料、考古资料的丰富。结束考察之后,李霖灿连续发表了古宗族、么些文字和金沙江上情歌三个调查报告。当年12月22日,李霖灿再次前往玉林雪山,这一去就是四年。在纳西族人和才的帮助下,李霖灿完成了《么些象形文字字典》和《么些标音文字字典》两部开创性的著作,弥补了学术界的空白。

1949年,李霖灿到台湾后,一方面把在大陆时对纳西族的调查工作陆续写成论文发表,另一方面听从董作宾的建议,转而致力于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和教学。在此期间,李霖灿解开了台北故宫博物院镇院之宝《溪山行旅图》的作者之谜。长期以来,该画相传是北宋范宽的作品,然而在李霖灿之前,没有人在画上发现画家本人的签名。1958年,李霖灿在《溪山行旅图》右下处骡队后方的树丛发现了“范宽”二字,证明明代董其昌在画上所题“北宋范中立溪山行旅图”并非虚言,他自己也作为900多年来“范宽”款的最初发现者而被载入史册。

“前半生玉龙观雪,后半生故宫读画”,是李霖灿对自己一生的恰切总结。

“中央博物馆”的慷慨悲歌

就在12月9日,备受期待的《国家宝藏》第二季在央视播出。第一期节目播放的是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是“一宫两院”的格局,“一宫”指的是故宫,“两院”则是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而两院分野的原因,始于上世纪中叶的“国宝东渡”。

国宝东渡,是上个世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其中涉及不少故宫文物,还有原“中央博物院”的大量文物。李霖灿就曾经在“中央博物院”工作。

1933年4月,经蔡元培倡议,在南京成立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他亲自担任博物院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而担任筹备处首任主任的,是蔡元培的学生、历史学家傅斯年。两个月以后,《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发布,其中讲到“中央博物院”的成立主旨是:

“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知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陈览,永久之保存。借以为提倡科学研究、补助公众教育。”

这个宗旨体现了蔡元培、傅斯年等现代知识分子,在理性主义旗帜下,以书生救国的赤忱所构思的一个高瞻远瞩、具有普及教育观念的现代博物馆伟大蓝图。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博物院尚未完工,此时也只能紧急西迁。“中博”的文物有很多都是稀世珍宝,比如毛公鼎、司母戊鼎等。如果不西迁,就很有可能落入日本人之手。西迁之路,倍极艰辛,“中央博物院”的学者们或是走水路,沿着长江上行；或是乘火车,当时的政府紧急拨了专列。每到一处目的地,也不敢把文物堆在市区,只能想尽办法保存在郊外的寺庙、宗祠等隐蔽的地方。这一路上,不仅要提防丢失、盗窃、损坏,还要躲避日军的轰炸。最终,“中央博物院”的文物辗转运至昆明等西南地区,暂时落脚在李庄。

曾有一种说法广为流传,说“中博”之所以迁至李庄,缘于傅斯年的一句话:找一个地图上都没有的地方,这样日本飞机就不会来轰炸我们。李在中说,这不是真相。李庄离宜宾不过20公里,而宜宾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李庄怎么会安全呢?之所以搬到李庄,实因当时四川已经容纳了太多的外来机构,处处人满为患,许多地方都婉拒了“中博”,只有李庄愿意收留。

《朵云封事》里记载了考古学家、“中央博物院筹办处”主任李济的一段话,“抗日救国不是一句口号,要知道敌人的强不是一方面的,我们的兵与敌兵对抗,农与敌国的农抗,工与工抗,商与商抗,所以我们的博物院要与日本的东京或京都的博物馆抗,我们要问我们的科学或一般学术抵得过敌人吗?”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克服了李庄困难的工作环境,在避难期间仍然坚持开办文物展览,进行文化学术研究,从而以一种顽强不息的精神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给国人以振奋。

1945年8月,日寇投降。第二年“中央博物院”迁回南京,随即内战爆发,“中央博物院”策划“国宝东渡”。最终,留在南京的部分“中央博物院”改组为南京博物院,去台的和台北故宫博物院合并,成了新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在合并前夕,李霖灿写长文怀念这个即将消失的机构,深痛于“‘中央博物院’连名字都要黯然无光地隐没了”。对于此,李在中也在《朵云封事》中说,政治环境的变化也影响到了台北故宫,如何正视中华文化的价值,而不是随着政治风向摆动,是台北故宫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博爱大鼎”的遗憾

李在中在《朵云封事》中讲述了位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行政大楼前的博爱大鼎的故事。这个大鼎并不是中国人“原创”,它实质上是日本人铸造的。

1937年12月,日军在攻下南京以后,把南京一座兵工厂里所遗留的铜料和其他金属一起运回日本大阪的陆军兵工厂,由指挥南京作战的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朝香宫鸠彦下令,铸成了一个“攻克南京战功纪念鼎”。朝香宫鸠彦是日本皇族,也是南京大屠杀主要元凶之一。他请一名日本公主写了铸鼎缘由,刻在鼎上,在另一面刻了明治天皇的亡灵挽歌,然后在1938年12月南京沦陷一周年时,把此鼎“奉纳”到东京的靖国神社里。

抗战胜利后,中国派出“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向日本索还战争期间自中国掠夺的文物,然而占领日本的盟军制定了极为严苛的归还标准,因此很多甲级文物或标本都没有能够回到中国。倒是这个大鼎,既无艺术价值,又非中国文物,但是驻日代表团认为它有历史价值,于是“盟军”便同意了,于1951年5月将其运到高雄。

后来台北故宫博物院新馆在整治四周庭院环境工程时,在今天“天下为公”牌坊步道尽头的平台处,需要陈设一件较为厚重的器物,增添些许文化氛围。当时的器物处便想到了仓库中还有这件“重”器,因此决定将此鼎复出,让其重见天日,物尽其用。但是在计划研究时,觉得将一个代表日本军国主义耀武扬威的战功鼎摆置于故宫的进门口,十分不宜,于是建议改头换面,去旧换新,将原来刻有歌颂南京战役的此鼎“沿革”拿掉了,换上了中山先生书写的“博爱”铜牌,然后又把明治天皇原创的“战魂挽歌”也烧焊掉了,变成了“黄埔训词”,最后是移“花”接“花”,把代表日本的樱花拿掉,换成了代表中华民族精神的梅花。所以,一个与“南京保卫战”历史有关的“南京大鼎”,就这样经过改造后成了象征爱好和平的“博爱大鼎”

李在中在《朵云封事》中细致回顾这个博爱鼎的前世今生,检视它从“南京掠夺、大阪制造、东京供奉、台中贮藏、台北整形”的这段曲折蜿蜒、匪夷所思的过程。作为中国人耻辱的博爱大鼎被放到台北故宫博物院供奉,而那些中国真正的绝世文物却陈列在外国的博物馆中,从这个荒诞的事情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在战争时的骄吝与自大,也可以看出战后美国人在政治上的精算与伪善,其中不但道尽了国际政治的卑鄙龌龊,更凸显了历史的讽刺与无奈。中国当年虽号称战胜国五大国之一,但仍然是弱国,在文物的追索上终究留下了诸多遗憾。

只有国家的强大,才能更好地保护文物。文物承载着文化,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保护和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才能生存而不被别的国家同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够强大,那么连承载着自己上百年、上千年甚至上万年历史的文明都无法保护,切断了历史与现在的精神纽带,那文化如何得以延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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