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笔稿费

年过半百的他从一楼小跑着上到四楼，站在《北流文艺》编辑部门口，心里“砰砰砰”地剧烈跳动着。当他得到确认，用微微发颤的双手从潘雄杰编辑手中接过那沓钱时，竟有些不敢相信:“这么多呀！”得到的是肯定的答复:“这确实是你应得的稿费。”

从四楼再回到一楼那不算大的院子，前后不过10分钟，他竟然忘记了自己那辆旧得不能再旧的破电动车放在哪个位置了。当他做了几下深呼吸，把激动的心情强压下去，稍微平静之后才找到电动车，然而作为修车匠的他竟然五六次都不能把钥匙准确插进锁孔。

眉飞色舞的他回到修车铺，像凯旋的战士一般把钱交给他老婆后，平生第一次用那么高的语气对他老婆颐指气使，让她到铜州市场买套新衣服，把身上穿了十几年的旧衣服换掉，然后再到菜市场买斤羊肉回家煲汤，今晚要狠狠地庆祝一番。交代好老婆后，他便像买了彩票中巨奖一般向他要好的亲戚朋友一一打电话报喜，然后在他修车的档口放声高唱《继往开来》，顾客们都以为他“中邪”了。

那天晚上，他早早收摊回家吃饭（平常只有逢年过节才会这样早收摊）。面对那一斤多羊肉，半碟萝卜干和一碟苦麦菜，他竟然破天荒地饮了半两“米二”，然后面红耳赤、唾沫横飞地对他那几个正在上幼儿园、还不太懂事的孙辈说:“你们出生的时代好，你们要懂得珍惜，认真读书，别像爷爷那样都华发满头了才写出两篇不像样的文章。”说着说着，他的双眼有些模糊了，声音也有些哽咽了。

“稿费”，对于那些大文豪小作家来说只不过是零花钱而已，但是，对于他这个进城农民工，且工作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仅读了8年书却对文学非常热爱的老百姓来说，意义当然是非同寻常了。因为那不仅仅是钱的问题，对于一个曾经怀着高中、大学、作家梦却因家穷而未能圆梦的已满头凝霜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暗室中的一灯。

他出生于以吃稀粥为主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父母目不识丁，但他上学读书成绩还算不错。初中毕业后，作为家中最大孩子的他要回家务农，因为那时刚刚改革开放，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六七口人的家庭若没有两三个劳动力的话，别人是不会跟你联产的。农活的辛苦，没有削减他看书的热情，每逢圩日他都会抽时间到镇上的书摊租书回来看，就连在看牛的过程中也会捧着一本书。

他的家乡在北流新荣镇一个最贫穷、最边远、最闭塞的小山坳里。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进城务工渐成时尚，已结婚生子的他也随着进城大军，携妻带子到城市租房度日，干了两三年泥水活后，身体稍单薄的他便租了间三四平方米的小门面，做起了相对轻松些的修单车的活。在他修车摊旁边是一间旅店，旅店订有《玉林日报》，这就给了既喜欢读书看报，又舍不得花钱订报的他提供了一份免费的精神食粮。通过看《玉林日报》，他熟悉了很多北流作家的名字。他看《玉林日报》有一个习惯，逢周一出版的总是先翻到《万花楼》版，如饥似渴地看完那些诗词文章后再看新闻。

一天，一位60岁左右的老人，气喘吁吁地推着一辆漏气的电动车过来叫他补胎。在修车过程中，健谈的他总喜欢跟顾客攀谈：“请问老板贵姓大号？”“免贵，小姓李，号洪波，本街人。”那老人微笑着回答。“李洪波?莫非你就是经常在《玉林日报》发表大作的作家李洪波李老师?”“呵呵，作家不敢当，寻求精神寄托而已。”老人谦逊地回答，他喜出望外：“我看过你的文章，像《乡愁，在黄浦江那头》至今记忆犹新！”“是吗？如果你喜欢的话，改天我送几本书给你。”“那就先谢谢你了。”他高兴地说。

第二天，他刚开摊不久，李洪波就拿了他著的《北京丽人》和几本《北流文艺》过来，让他喜出望外。后来李洪波经常拿书过来送给他看，看到李洪波那么随和，他便改称李洪波为李老师，并要了李老师的微信号，写了几篇散文稿请李老师点评。李老师看过他的稿子后，竟然连夸写得不错，就是错别字太多了。李老师指导他修改好错别字后投到《北流文艺》。他连邮箱是什么都不懂呀！好在他的修车摊旁边有间卖手机的门市部，他就请店员帮忙投稿。不久稿件就发表了，得到第一笔稿费的鼓励后，他写起来就更有劲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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