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经济纠纷” 何以变成烫手的山芋 杨鹏

内蒙古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已经定性的“经济纠纷”，而且“案发地”和“被告人”居住地皆不在陕西省榆林市。榆林市公、检、法受理此案后，一被告人李秀海一审被判无期。目前最高法已经明示榆林没有管辖权，案件正在请示最高检。

被内蒙古那边认定的“经济纠纷”，到陕西榆林这边却进入了刑事司法程序。客观地说，连两地司法机关在事实的认定上都有着如此巨大的差异，姑且不论本案法律事实层面的是是非非，但可以肯定的是，就最高法认定榆林中院没有管辖权这一点来看，此案在程序上的问题可见一斑。

按照刑事诉讼法，“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审判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正如报道中所指出，陕西省高院发现，李秀海案件中榆林并不是本案中的犯罪地或被告人居住地，榆林市中院对本案没有管辖权，由榆林中级法院审理违反法定诉讼程序。

按说，没有管辖权，则意味着这是一桩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错误既然已经发生了，接下来就应该是回到法治的轨道立即纠错，让老百姓在个案里感受到公平与正义。但蹊跷的是，榆林中院还在“将错就错”。

那么，到底是什么造就了如今的尴尬局面？难道说此案揭示了类似案件处置流程上的制度漏洞吗？显然不是。实际上，刑事案件的管辖权移送是有法可依的，现行的刑事司法流程在这方面有着成熟的制度安排。可问题是，一桩“经济纠纷”在进入刑事司法程序后，如今仿佛已是烫手的山芋，法院就是移送不出这桩没有管辖权的刑事案件，榆林市检察院不接受，内蒙古乌海方面也不接。

当务之急，是依法推动案件在法治轨道内妥善解决，还需要反思的是，正如嫌疑人家属所质疑的，到底是否存在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的问题。

去年，最高检曾明确要求严禁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加大对该立不立、不该立乱立等执法不严、司法不公问题的监督纠正力度。今年年初最高法研究室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时，同样表示要坚决防止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

不管怎么说，当一桩刑事案件被上级法院都认定无管辖权，却面临着“移送难”的窘境，站在当事人以及老百姓的角度说，这显然是不该有的景象。这样的局面存续一天，受损的不止因“移送难”而使案件处于停滞状态的当事人利益，还有司法公信力。（相关报道见B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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