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营经济建成县域经济的主体

李亮

《人民日报》曾刊登了一篇题为《一颗红枣为何两般境遇》的文章，谈到西部枣乡的公路上随处可见一堆堆烂枣，行情跌了一半还没人收。而中部地区的一个枣乡却因县里近年引进一大批红枣深加工企业，研制出200多个系列产品，增值几倍、十几倍，红枣不愁卖。

西部地区枣农之殇，也正是榆林枣农之殇，同样反映出了榆林经济发展之殇。规模以上民营企业少，龙头企业更少；能化领域企业多，非能化领域企业少；初级产品多，深加工产品少；中间产品多，终端产品少，输出产品仍然以原材料或初级加工产品为主，产品市场竞争力弱，难以适应快速发展的市场需求。这已经成为榆林发展的“阿克琉斯之踵”。

“坚持国企民企一视同仁，消除资源配置、行业准入、项目审批、金融税收等对民营企业的种种不公正待遇，为下一轮发展厚植优势。”市委书记戴征社在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一语中的，向民营经济发展的“痛点”“病灶”亮出了“手术刀”，为提升民营经济占比、激发发展活力，把民营经济建成县域经济的主体，开出了首剂“药方”。

把民营经济建成县域经济的主体，首要是消除体制的壁垒，放水养鱼。有这样一则报道，一位企业家在北方某省S市创业，因业务往来，久而久之，发现上海政府办事规范，只要是规定的，不用找关系，更不用送礼，就可以办理。而自己所在的S市却事事需要找关系，以至被业界戏称“投资不过山海关”。

强烈反差，使她决定把公司迁到上海，后来影响了她的哥哥、妹妹和一些亲戚，陆续都把自己的公司迁到上海。民营企业的发展根本上是使用人才、资本的环境和体制间的竞争，榆林坐拥丰富的能源矿产、红色文化、历史遗存、自然资源，每平方公里有高达10亿元的财富，但民营经济却不活跃、占比不高。究其原因，在资源变项目、项目成产业、产业达效益的发展链条中，发展环境不优、没有提供有效的孕育能力，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从企业的角度讲，如果体制不合，政府之“手”伸得过长，企业就会“用脚投票”，用“退出”来表示对体制缺陷的不满。

把民营经济建成县域经济的主体，也要破解转型的“火山”，提质增效。从数量看，经过近年的发展，榆林民营企业达到2万多家，但是真正可以称为现代企业、科技创新企业、行业龙头示范企业的却很少，民营企业在转型升级中缺管理、缺技术、缺人才。反观之，企业在这些环节一旦有突破，就必然脱胎换骨，踏上发展的“快车道”。天元化工依靠技术创新，研发出“榆林版”煤制油技术，在前几年能化企业集体倒车的境况中，实现了阔步向前、引领风骚；老闫家瓜子通过工艺创新，年收购瓜子1000多吨，实现产值近亿元，在一个并非瓜子产区的县形成了瓜子产业，开创了“零资源”经济模式，等等。榆林时至今日才燃起的创新转型的“星星之火”，在东南沿海早已是“燎原之势”。如果我们能在企业管理创新、产学研机制创新、新生代民营企业家队伍建设等方面不断突破，扭住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牛鼻子”，促进传统产业模式升级换代，目前的“一枝独秀”必然会“遍地开花”。

把民营经济建成县域经济的主体，还要破除融资的“高山”，降低成本。前几年，鄂尔多斯、榆林等地出现了大规模的民间借贷，并最终引发借贷危机、形成社会问题。出现这种状况，是资金逐利性使然，但更重要的是融资渠道不畅，尤其是民营企业无法翻越融资的“高山”，在“融不到资”和“融资贵”之间，企业只能选择后者。榆林一些县市区也做过破解融资难题的探索，比如成立资产运营公司、金控集团及鼓励并指导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等等。但是，融资的制度壁垒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金融产品创新仍然收效甚微，打造区域金融中心仍然前路漫漫，民资入股企业和资金拆借模式仍然不够丰富多样。此外，减税降费政策还有很大空间，比如，我们的电价周边最高，一个发电企业，自己发电并网输送却要对核定用电量之外的部分加价回购，虽然各方都感觉不合理，但就是多年未解决，企业望而却步、犹抱琵琶理所当然。如果我们能进一步降低用地、用电成本和制度性交易成本，相信投资的洼地会加快形成，发展的活力将进一步激发。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把民营经济建成县域经济的主体，关键是要持续坚持解放思想、更新观念、优化环境，不断突破阻碍发展的壁垒、联通隔断要素的沟坎。如此，企业家发展中的困难、成长中的烦恼将会逐步消除，若无后顾之忧，必然心无旁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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