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孟家坪的乡亲坐在一起讨论怎么实行责任制了。而讨论中非常自然地就带出来了“分”字,这个“分”字是那么敏感,却又是那样吸引人,几乎用不着任何说服动员,大伙儿就本能地拥护分开。
但是分开这事可太大了,弄不好得坐监狱。
有人自我申辩:我们又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又不去做甚坏事,我们只是要解决自己生活恓惶的问题呀!
马上有人反驳:谁不是为解决恓惶问题?孟士明他爸不是为解决恓惶问题?咋就打成个阶级异己分子呢?
争论来争论去,最后的结果竟然和安徽小岗村如出一辙:不管怎么说,反正得干!哪怕进监狱呢!
再下来,问题更具体化了:如果孟士明为了这事坐监狱,怎么办?
讨论的结果是:大伙儿轮流给他去送饭。
请注意,大伙儿作出的决定是轮流给他送饭!
当几十年后回过头来反观他们的讨论时,很可能许多人都已经忘记了,吃饭在当时是一个多么重大的问题!想想看,假若孟士明坐监狱,会面临多少难以想象的痛苦!挨批挨打,牵连全家,羞辱有加——然而所有这一切今天人们那么看重的痛苦和尊严问题,在当时却统统让位给一个最简单也最原始的问题:吃饭!
吃饭问题解决了,孟士明便勇气大增。他下了决心:干!挡不住的春潮
客观地说,孟家坪人思想观念的解放绝不是一步到位的。
起初,孟家坪的“分”,还没有敢把生产队分得那么细那么小。他们只是把一个生产队劈成两个,把核算单位分得更小些。谁知坚冰一旦打破,春潮就挡不住了。在具体实践的过程中,由于土地调配等千头万绪的原因,大伙儿觉得两个生产小组还是不过瘾不方便,于是又一劈两半,变成了四个,再下来四个又很快变成了八个。就这样越劈越小,越分越细,最终变成了各家单干。
分田单干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李占槐。李占槐非常担心:“不得了不得了!你们是不是分得过分了!”
其实,用不着李占槐说这句话,孟士明自己心里就打着鼓呢。眼下他是被大伙儿推着抬着端到枪口上了,想后退都来不及!事到万难须放胆。他迅速召集大家商量,反复告诫大家,万一上面来查问,一定要守口如瓶!打死也不能说已经分田单干了!又叮嘱说,万一碰到特殊情况,一定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用最快的速度集中起来,在集体的土地上去大干“社会主义”。
大伙儿异口同声地表示:没问题!
李占槐也专门找到孟士明交代:这件事马虎不得,一定要千方百计把上面的事应付住。农田基本建设一定要坚持干,而且要坚持长年不倒。平整土地的机械不能停,面子上的工作不能停。
孟士明信誓旦旦地表忠心:没问题!
于是在相当长一段日子里,他一边当着支部书记,一边当着机械队长。大伙儿在村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一边在自家田地里干活儿,一边轮流着搞农田基本建设,应当说公私两不误。
但是孟家坪搞家庭承包的事还是被外面知道了。
最先知道这件事的是县委副书记高祖玉。
高祖玉是米脂县高西沟村的党支部书记。这是一个自合作化以来始终不倒的老先进。高西沟突出的成绩在于,他们在努力生产的同时,栽植了大片的树林,保护了良好的生态。于是高祖玉在不断受到表扬的同时,也受到了组织上的重视,后来他就兼任了米脂县委副书记。
高西沟多年来实行着一种“三三制”的模式。即用三分之一的土地植树造林,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草养牧,用三分之一的土地种粮务农。孟家坪搞家庭承包那一阶段,高祖玉也恰好到孟家坪来推行高西沟村的“三三制”。结果他很快发现孟家坪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坡梁上或者沟谷里不像高西沟那样是成群结队的人在劳动,而常常只有一两个人在单独干活。起初他没有把这件事往心上放,但是看得多了,他就产生了怀疑。
这一天,高祖玉走进一户人家。这就是孟家坪16户人家中唯一不姓孟的这家。嫁到这家的是孟士明的亲姑姑。高祖玉不糊涂,他是经过思考,特意走进这家的。
孟士明的姑姑是位70多岁的老人。高祖玉装成过路人,先是要口水喝,接着口气淡淡地问老人:听说你们村单干了,到底是不是?
老人丝毫不设防,回答:就是。现在各干各的,谁也不管谁了!
高祖玉获得了确切的情报,掉头就向回返,返回后立即向县委作了汇报。第三天县委就派出工作组前往孟家坪。李占槐得知消息,转身把消息告诉孟士明。当时正值夏收,各家各户正在自己的场地上打麦子。孟士明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大家用最快的速度把收割下来的麦子全部集中到集体的大场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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