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日本，就是保家卫国！” 12岁当兵加入“后援会”

1943年9月，在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接上级指派，张学诗和其他战友被派往黄河边驻守黄河。为了防止日军渡河，他们一天24小时轮番值守，从不间歇。

“当时我们都能看到河对岸的日本人。那些日本人很嚣张，经常隔河打枪，有些同志为此还受了伤。咱们的枪打不到黄河对岸，只能隐蔽驻守，但坚决不能让日本人渡河。”张学诗说，日本人也知

道黄河对岸有八路军把

守，不敢轻易渡河，

双方就这样一直僵持着。

“那时主要问题就是困，瞌睡得要命，实在不行就趴在背包上睡一会儿。和战友轮换着休息，都是十几分钟的事，谁也不敢长时间睡觉。”张学诗说，守了两个月黄河后，他又有了新任务。1943年冬天，在上级领导的安排下，他带领米脂县中学20多个学生，东渡黄河去战场上护理伤员。在壶关县长兴村，他们和敌人迂回作战，避免了人员大批伤亡，并最终圆满完成了任务。

“轻伤员就地包扎处理，重伤员就转移到后方。日本

人那时扫荡非常厉害，但我们有当地群众掩护，和敌人在地下作战，伤亡很小。”老人笑着说，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回到延安，在当时的延安专员公署保卫处警卫连担任文书。随后，解放战争打响，他参加过富县北道德、张村驿、羊泉、直罗镇等战役，随后南下，在合阳、韩城、澄城等地参加了战斗。在澄城壶梯山战役中受了重伤后，被转移到后方。”

“在澄城壶梯山战役中我身中5枪，有3枪都打到了肚子上，左胳膊和左大腿也各中一枪。因为当时伤

势严重，我被转移到了宜川医院治疗了半年多。伤好后，就回到了农村老家。”讲到这里，张学诗撩起衣服，给记者看他的伤疤。虽然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老人身上的5处伤疤仍然清晰可见。

“我很幸运活了下来，好多战友早早都走了。日本人来打我们，我们就要抵抗。好不容易安定了下来，就不能再让小日本给搅和了。打日本侵略者，就是要定国安邦、让家安定。”老人说，他经常想起过去，也经常梦见死去的战友。他甚至想给死去的战友

烧些纸钱，“但我不知道该烧到哪里。”

全国解放后，张学诗被安排在北道德乡当文书，后调到学校当老师。1961年，他响应国家号召支援农村建设，回乡当了农民。直至今日，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张学诗从未开口向国家提过任何要求。

“我很幸运，有4个儿子4个女儿。现在我们全家有70口人，人丁兴旺，光景也好。”谈起自己现在的生活，老人告诉记者，他现在每月有七八百元的工资，看病的时候还有医保，到他90岁的时候，还能享受“寿星补贴”。

“小时候听父亲说，民国初期黄河年年泛滥，灾害非常严重。为了活命，爷爷就带着全家开始逃荒。先是跑到东北谋生，然后又跑回山东一路向西逃荒要饭，直到他们来到富县北道德乡东村才定居下来。”张学诗回忆，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曾经告诉过他：“东

村塬宽地展，离森林很近，便于耕作和藏身。”

老人说，全家在这里开荒种地立住脚跟后，日子慢慢好了起来。自己出生后，村子里边已经有了学校，8岁起，他开始在村里的学校上学，12岁那年被抓了壮丁。1939年春天，正在学校念书的张学诗被人绑

到了一个“兵团”，随后和其他被绑的人被带到富县国民党的组织“联保处”。“里面有个头头叫王凤怀，他嫌我小，经常欺负我，后来我就偷偷跑回来了。”老人回忆，回到家后他害怕再次被抓走，就在学校教员的推荐下，加入了共产党专门为抗战做后方工作的“后援会”。

“在‘后援会\’里，因为读过书，我被领导重用，成为一名教导员，主要职责是培训新入伍的士兵，教他们使用枪支和刺杀等技能，一个礼拜训练一批人。我当了三个月的教导员，一共训练了10批新兵，全都派往前线御敌了。”老人说，会里的领导叫雷治国，“保

家卫国，打过黄河，赶走小日本”是雷治国经常让他们喊的口号。结束教导员工作后，他成了雷治国的警卫员。

1941年，前线军需物资十分短缺。“后援会”接上级指派，转入富县大申号兵工厂和纺织厂干军工，造枪修枪做军服，为前线抗日提供保障。

张学诗祖籍山东，12岁当兵，先后担任过部队警卫连文书、教导员等职务。1948年，在壶梯山战役中负伤退伍。之后，当过教师，后一直务农。

今年89岁的张学诗身体硬朗，记忆清晰。●老人证件及当年参军后的照片“我祖上原来是山东青州府人，爷爷和父亲在民国四年（1915年）带着姑姑等全家十口人逃荒来

到陕西富县。我就是在这里出生的，我就是地地道道的陕西人。”7月28日，在富县北道德乡东村一个洒满阳光的农家小院里，张学诗老人向记者讲述了他经历的抗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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