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野
信天游,溜过开花的崖畔,滑过鸟雀的翅膀,又撩拨我的心了。
在陕北高原,停住脚,想寻找她。举目四望,天高风轻,难道这美妙的歌声,是伴着泉水从石缝里流出来的吗?你听,多么悠扬,多么婉转。
三十里明沙二十里水,
五十里路上看一回你。
一对对沙燕绕梁飞,
不想哥哥再想谁!
那是大串联时行走在陕北的道路上。哦,陕北民歌,我激动得心儿都颤抖起来了。我们靠上去希望他们再唱一首《兰花花》,因为“兰花花”这个美丽的传说,连同它优美的旋律太陶醉人了。他们挤了挤眉,便推出一个姑娘,而别的后生也立即会意,又推出一个小伙子,二人便一人一节地对唱起来。“兰花花”和她的伙伴红着脸,笑着。刚转过河湾,我就又听见一女子独唱。那歌声美极了,真是信天飘游,简直可以使人酥软融化: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盈盈的彩,
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人……
第二天,在一个联欢会上,自然我听到了更多的陕北民歌,有《走西口》《拥军秧歌》《三十里铺》《山丹丹开花红艳艳》……信天游承载了陕北人太多的喜怒哀乐,那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甚至对歌中美好的爱情的追求朦朦胧胧,体味不出这些情歌那种直率、热烈和火辣辣的人性。
恰好,1984年我到北京参加全国煤矿文学评奖,亲耳聆听了著名作曲家、陕西老乡刘炽的讲课,对陕北民歌有了理性的认识。电影《上甘岭》插曲“一条大河波浪宽”就是刘炽谱的曲调。他说,陕北民歌高亢粗犷、悠扬质朴、热情奔放的乐曲是民族文化的精品。李有源的《东方红》唱红了天,他的《哀乐》哭恸了地。1942年,在鲁艺的刘炽、张鲁去米脂县常石畔村唢呐艺人常峁儿处采风获得唢呐曲牌《粉红莲》,由于此曲音韵深沉宽广,音色凄楚哀怨中凸显坚毅刚强,体现着一种生生不息的自强信念,很快就被改编成多种民乐演奏的哀乐。1943年边区军民恭迎成吉思汗灵梓时,被正式当哀乐使用。1956年刘炽在《上甘岭》电影中将此曲处理成管弦乐队演奏的追悼音乐,并定格成现今通用的《哀乐》。刘炽还说1943年由他编曲的《翻身道情》,就是他编的秧歌剧《减租会》中的一段唱腔,是在以清涧为中心区域流行的陕北道情基础上改创而成的。
抓把黄土手捏碎,我是真有心再回咱陕北!大风从老远老远的天边吹来,撩拨着我的思乡思绪。我知道,尽管陕北以她干瘪的乳房,喂养了奄奄一息的古老中国,使她得以在危难中起死回生,但是,面对陕北的贫瘠和荒凉,我又能做些什么贡献呢?欣喜的是,这儿发现了世界级的大煤田,人们说:“陕北就是科威特!”而我要说:“陕北也是维也纳!”陕北民歌不也是能点燃人们心灵的火焰吗?
我望着这长满沙蒿和野艾的沙丘、望着那绿格盈盈的沟坡,静静地回味歌唱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肚子里不知怎么装了那么多的歌儿。
“信天游,不断头,断了头,受苦人无法解忧愁。”这就是陕北人民自然的、纯真的爱与现实环境碰撞时产生的心灵感情和情感波动的土壤。是在曾经闭塞和贫穷中,伴生出一片辉煌。严酷的自然条件和苦难的生活,刺激出血肉之躯上的灵气,刺激出美丽绝伦的陕北民歌。“十里里山路九道道弯,瞭哥哥瞭得我眼发酸”,“墙头上跑马还嫌那窄,面对面那站着还想你。”这种站在黄土高原上想念自己的婆姨,或者妹妹想念哥哥的唠叨,直白到了几乎赤裸裸的歌词,不加修饰的嗓音,给人的感觉就是炽热,爱与恨,喜与怒,带着黄土的腥味扑面而来。憨厚、豪爽的陕北人,差不多都是热烈的情爱之人。
如今的陕北已不是当年的陕北,天然气管道通到了北京,高速公路、铁路打开了人们封闭的心灵。走出困惑的陕北人抑制不住对生活的热情,唱出了对新生活的憧憬。“定靖的油气神府的炭,米脂的婆姨到全球转”,“沙漠上建成新榆林,高速路连接北京城”,“蓝蓝的天清清的水,陕北的荒山绿化得美”,“秋天的果实春天的花,乡里的女子烫卷发”。
陕北啊陕北,这片厚重的土地,信天游散发着黄土地的清香,有的诙谐风趣,有的如泣如诉,有的清秀婉转,有的高亢豪放,那昔日的白羊肚子手巾和爱死人的兰花花拉近了我和陕北的距离,却又幻化成了一片承载希望的辉煌。此时,我仿佛又听见了一曲《信天游》飘来,如山涧清粼粼的溪水,淌过我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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