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郡龟兹属国考

□刘绪明

榆林古城。（资料照片）

打开中国历史地图集，在汉代的版图上，几乎在同一纬度上，有两个一样的地名——龟兹，一个位于新疆，一个位于榆林。位于新疆的龟兹（读丘慈）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中一个古国的国名，西汉时隶属于匈奴，位置在今天的新疆库车县一带。《汉书》记载：“龟兹国，去长安七千四百八十里……”位于榆林的龟兹却是个县名。两千多年前的汉武帝时，国力强盛，北击匈奴并帮助西域各国摆脱匈奴的控制。张骞通西域后，为控制丝路商道，汉又与西域诸国多有军事冲突，而且屡屡获胜，西域诸国颇多称臣于汉，成为汉之附属国，内迁归附。因此汉朝按其国属，分以边郡安置，陆续设立了郡属国。《汉书地理志》载：上郡，户十万三千六百八十三，口六十万六千六百五十八。县二十三：肤施，独乐，阳周，木禾，平都，浅水，京室，洛都，白土，襄洛，原斗，漆垣，奢延，雕阴，推邪，桢林，高望，雕阴道，龟兹属国都尉治。有盐官。应曰：“音丘慈。”师古曰：“龟兹国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故以名云。”定阳，高奴，望松，宜都。

龟兹县治具体在哪里？史无明载。千百年来，众说纷纭。史学界定论说法，是在榆林市榆阳区牛家梁镇古城滩一带。郦道元《水经注》卷三记：“交兰水，水出龟兹县交兰谷，东南流，注奢延水（今无定河）……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县因处龟兹降胡著称；又东南注奢延水。”交兰水，无从考察；帝原水，又名西河，即今之榆溪河。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卷二三九《榆林府》载，汉龟兹县故城在榆林县北的清水河的上源处。清代的清水河就是现在的榆溪河。《陕西通志》中说：“西河即帝原水，一名榆溪，在城北十里。帝原水西北出龟兹县，东南流，又东南注奢延水。龟兹故城在县北。”又说“榆林卫本汉上郡，龟兹县地北，至边墙十里。”“边墙”即明长城，沿榆林城北而过。《榆林市志》记载：汉武帝刘彻当政的时候，西域龟兹国降汉内附，汉朝将内迁的龟兹部族安置在榆林城北10公里的今牛家梁古城滩一带，设立龟兹属国（相当于郡）治所，并派专门的官员——属国都尉监管。《辞海》“龟慈”条释：“汉置，以处龟兹降人得名。治今陕西榆林北。东汉末废。两汉为上郡属国都尉治所，有盐官。”说明龟

兹县就在今榆林市榆阳区的牛家梁古城滩一带。具体位置在古城滩缸房村南侧，该地平整宽阔，有古城遗址，残垣东北西残墙尚存，城郭可见，南北长1500米，东西宽900米，残墙基宽12—15米，遗址内散布大量秦汉砖瓦，现大多掩埋沙土下面。1999年，群众举报有人在走马梁一带盗掘古墓。考古工作者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一处占地面积达数百平方米的古汉墓群。清理汉墓18座，出土各类文物200多件，其中最多的一座墓葬出土文物70余件。据介绍，出土文物中有青铜器、骨器、铁器、陶器、漆器等，这些文物造型别致，制作精良，纹饰独特，工艺讲究。其中的皮囊形鱼首青铜扁壶，造型为古丝路中的典型器皿；出土的小口深腹大陶罐，具有鲜明的游牧民族特征。文物考古专家和历史地理学家认为，这批古汉墓在汉代龟兹县古城遗址附近，走马梁汉墓群很可能是汉代龟兹县的依附墓葬区。

另一种说法认为，龟兹属国治所当在今榆林市榆阳区南的下盐湾。理由是《汉书》明言龟兹属国有盐池。《后汉书》卷八七亦记：“（东汉顺帝四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曰：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北阻山河，乘厄据险。因渠以溉，水舂河漕。用功省少，而军粮饶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筑朔方，开西河，置上郡，皆为此也。”因为设有盐官，故知龟兹县必生产盐，且以产盐而闻名遐迩。实地考察榆林市榆阳区北面，并未发现盐池。无盐池而设盐官，既不符合文献记载，又不合乎逻辑。此外，清人钱坫撰、徐松辑注的《新注地里志》卷十三云：“龟兹：今绥德府米脂县。”钱坫、徐松皆为清代著名地理学家，尤其是徐松，曾做过榆林知府，对榆林的历史地理非常了解。他们将龟兹明确置于米脂县而不是榆林县，说明其对《水经注》的说法存有疑问。况且米脂县城北40里处的确盛产食盐，称盐湾，清代属米脂县管辖。下盐湾南6里是明清时期陕北最大的镇子镇川堡。奢延水和帝原水在鱼河堡合流后南流30里，汇合定惠渠、榆高渠、小川河等，经过镇川堡时，水量充沛，河面加宽，适合城市的设

建。所以龟兹属国在今镇川堡偏北，靠近盐湾之说，似乎也有道理。

不管哪种说法，龟兹属国是在榆林境内，这是正史明确记载的。龟兹属国设置的年代，也说法不一。《榆林市志》说是西汉建元元年，即公元前140年，另一说法是汉宣帝时期，即公元前73年至公元前49年间。笔者认为，龟兹县的设置，必赖汉与西域之战，尤以与龟兹之战，方能将其降众内迁。汉征伐西域最早的一次为武帝太初元年至四年（公元前104—101）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大宛，这次征伐主要任务是为获取汗血马，并未对龟兹动武。直接对龟兹动武的一次在汉宣帝本始二年至元康元年（公元前72—65）之间，常惠调集五万大军欲攻龟兹，但因龟兹王服罪而避免了一场战祸，龟兹也未有大量降者随从常惠返汉。另一次是汉宣帝“神爵（公元前61—58）中，匈奴乖乱，日逐王先贤掸欲降汉，使人与（郑）吉相闻。吉发渠黎、龟兹诸国五万人迎日逐王，口万二千人、小王将十二人随吉至河曲，颇有亡者，吉追斩之，遂将诣京师。汉封日逐王为归德侯。”此次郑吉迎降匈奴日逐王，又内迁大批渠黎、龟兹、匈奴人，威震西域，首建西域都护。据此可知，上郡龟兹属国当在本次郑吉率渠

黎、龟兹五万人迎匈奴日逐王降汉之际而设置。选中上郡置龟兹属国，或许因为这里的自然环境、气候特征与西域的龟兹国相似。也许是不适应汉人的定居生活，时隔10余年，汉元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秋八月，上郡属国降胡万余人亡入匈奴。”但降胡的逃亡，并未影响到龟兹县的存在，亦未影响到两国的关系。“成、哀帝时，往来尤数，汉遇之亦甚亲密。”这种亲密关系，有可能再次内迁大量龟兹移民。东汉章帝时，尚有龟兹侍子白霸入质。和帝永元三年（91），西域都护班超废龟兹王尤利多而立白霸，并送尤利多入京师。从此，龟兹与东汉关系更加密切。东汉桓帝永寿元年（155），安定属国都尉张奂驻守龟兹属国，以断绝南匈奴和东羌的交通。东汉末期，中原大乱，东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下令撤废该县，上郡龟兹属国才被废止，历时近三百年。

上郡龟兹属国的设立，给陕北带来了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今天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龟兹王族绝大部分姓白，龟兹人内迁后也都跟从王姓，上郡龟兹属国的移民以白姓为主。现今的榆阳、佳县、米脂、清涧一带多有白姓村庄，如白碱、白家沟、白家铺、白城等，白姓家族，多是大户之家。据调查走访，镇川、盐湾一带的白氏家族，普遍皮肤白皙，头发弯曲，呈大波浪状，浓眉大眼，双眼皮，鼻梁挺直，很有可能就是龟兹吐火罗人之后裔。龟兹的人种为白色的雅利安类型，也称吐火罗人，女性十分漂亮。陕北千百年来流传着一首家喻户晓的歌谣：“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极度称赞米脂女人长得漂亮。传说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中的貂蝉，即是米脂人。但正史无载貂蝉其人，貂蝉于汉代乃为官职。《后汉书·舆服志下》：胡广说曰：“赵武灵王效胡服，以金饰首，前插貂尾，为贵职。秦灭赵，以其君冠赐近臣。”侍中、中常侍加黄金，附蝉为文，貂尾为饰，谓之“赵惠文冠”。由此知貂蝉最早为胡饰，因侍中、常侍之冠饰为貂蝉，故貂蝉也就特指侍中、常侍之官，也泛指显贵之人。从语音学讲，貂蝉是吐火罗的对音，因此，貂蝉应该是一个群体的代表，这一群体即可能是龟兹移民（吐火罗人）中的女性，貂蝉专指龟兹美女。罗贯中吸收了民间传说，虚构了貂蝉这一美女形象，将其引入《三国演义》，塑造成了脍炙人口的艺术形象。

龟兹国是印度佛教西北陆路传入中原必经之道。早在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龟兹国即向汉朝敬献外国澡灌。澡灌乃佛教僧侣洗濯用具，由龟兹王敬送汉武帝，表明佛教已在龟兹具有重要影响。季羡林《再谈“浮屠”与“佛”》一书指出，龟兹语（吐火罗语乙种）在佛教经典的传入和翻译的中介作用：“汉译佛典音译中，与其说是梵语音写，毋宁说龟兹语音写。所以这些汉译词句，并非依梵语原本直译而来，因梵语原本先译成龟兹语，或中亚的土语。”龟兹佛教深受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旃陀石窟的影响，曾在当时大凿石窟，并出现如白延、佛图澄、鸠摩罗什等一批著名高僧。随着龟兹移民陆续入住上郡，必然带来其佛教信仰。陕北地区有较多的石窟群，榆阳区青云乡万佛洞、麻黄梁赤足寺石窟、镇川镇下盐湾石崖地石窟、米脂县班家沟万佛洞、横山县陈家沟石窟等，很有可能为龟兹人在陕北凿窟之始作。龟兹佛教的传入，在地名、称谓上也留下了印记。如横山县有波罗镇，波罗为佛教音译词语，意为到彼岸、度无极。无定河在鱼河堡至镇川堡段并行的一条水渠叫“定惠渠”，亦具有佛教意义。“定惠”乃是佛教三学——戒、定、慧中的后二者。大乘佛教兴起后，定、惠则成为“六度”中的后二者——禅定和般若。“定惠渠”的“惠”通“慧”，说明这一用法非常早，至少在唐以前就有了。陕北称已婚女性为“婆姨”，当亦从佛教而来。佛教四部信众中有“优婆夷”一部，指的是女居士（在家信仰者）。龟兹国全民信佛，成人女性皆被称为“优婆夷”。时间一长，三音节词语不如两音节词语上口，优婆夷的第一个音逐渐脱落或被省略，剩下“婆夷”二字。因“婆夷”指女居士，故改“夷”为“姨”，其性别指称一目了然。表明这一带很早就有了佛教文化的因素。

伴随着陕北人生生死死的唢呐，更是和龟兹有关。陕北唢呐最早起源于何时，无史料可考。唢呐的记载最早见于明代，在我国文书中一直有不同的译写：“琐奈”“锁哪”“锁奈”。这些不同写法都是根据西域“苏尔奈”而译。清代记载维吾尔人乐器时说：“苏尔奈，一名琐呐，木管，两端饰铜，管长一尺四寸，上加芦哨吹之，九孔前出

七，后出一，左出一。”与现在的陕北唢呐完全一样。可是，在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第三十八窟壁画中，已有伎乐人吹奏苏尔奈的图像，这一发现，弥补了我国古代文献的不足。它有力地说明唢呐不是到明代才有，公元3世纪已在西域使用，它是龟兹的民间乐器。或许，陕北唢呐的起源，应该追溯到那个时期。至今，陕北有些地方把唢呐吹奏者，鄙称“龟子”。其实，这名目开初倒没有咒骂和侮辱人格之意，不过是从它的发祥地“龟兹音乐”转化过来的。

在方言上，龟兹人也留下了语言留存的痕迹。如陕北流行的一些俚语︰龟子子、龟子孙、龟子、龟孙子等。龟子，当为龟兹。龟兹一词为汉语音译，东汉应劭注音读为丘慈，但在佛典中，也有写作“归兹”的，如西晋竺法护译《申日经》、唐龟兹和尚礼言集《梵语杂名》等均作“归兹”。故陕北民众将龟兹（丘慈）读为归兹。久而久之，龟兹演变为龟子，可见龟兹人在陕北的文化遗存之一斑。

失传的民间原始小戏“赛戏”，曾流行于陕北佳县、吴堡、清涧、子长、子洲、米脂、绥德等地。因主要在迎神赛会中演出，又称“赛赛”。佳县民间称之“龟兹扬把子（市

井间误读为龟子扬把子）”。龟兹，指表演赛戏吹奏的唢呐；扬把子，系佳县一种地方土语；扬指扬打，比喻武打动作；把子，指当地对演出时所用的道具——麻鞭、刀、戈、戟以及长矛、黑鞭的统称。佳县县城清道光年间已有赛戏演出，辛亥革命后，赛戏日趋衰落，仅有佳县的王家班一家演出。1945年以后，佳县成为陕甘宁边区所属的革命根据地，开展了破除迷信活动，赛戏遂停止演出。

陕北文化的特色是融合，融合了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融合了汉族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然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可以叫做边塞文化。上郡龟兹属国有着深厚的异族文化渊源，尤其是吐火罗文化，与汉文化的差异更大。这种不同文化的融汇，不同人种的杂居，构成了整个陕北文化有别于其它地域文化的深厚积淀。在今天诸多陕北人的脉管中，也许还流淌着吐火罗人的血液。那是一个从亘古而遥远的南俄大草原经过了多少血与火的洗礼，辗转万里来到陕北的不屈不挠的种群，在沧海桑田的岁月里，渐渐地被磨去了外表，唯有不变的基因尚能证明其种群的留存。 E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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