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寨山石城遗址追寻文明最初的记忆

沈明志

世界上确实找不到另外一个民族，世世代代都那么在乎历史渊源、那么在乎血缘根脉、那么在乎自己的文化史。

因为太在乎，都想搞清楚，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对于自己的文化记忆最早从哪里开始。夸父？精卫？女娲？把神话作为记忆的起点也可以，因为神话就是为后世记忆而产生的，它们作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形态，已经成为我们记忆的基础。我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总觉得神话太飘渺了，缺乏物态支撑。这倒不是不尊重自己的祖先，而是为了更真实地祭奠自己的祖先。

寻找祖先，钻进了古书堆里，一地鸡毛。大家先是为了寻找而推测，推测不出就猜测，很快把猜测当作了传说，渐渐又把传说当作了史实。结果，故事编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当然也越来越不可信。其中很多内容听起来奇奇怪怪，荒诞不经，到司马迁写《史记》的时代，便出现了“愈古则材料愈多”的怪现象。写于两千一百年前的《淮南子》就说，“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可见早在《淮南子》之前，人们不管说什么事都喜欢扯上炎帝、黄帝了，如果不这么扯就没有办法使那些事重要起来。这么扯来扯去，炎帝和黄帝的故事就越来越多。因此司马迁说“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这种情形直到现在我们还很容易体会。看看身边，越是模糊的事情总是“故事”越多，越是过去的事情总是“细节”越全，越是虚假的事情总是“证据”越硬，情形可能有点类似。

司马迁根据自己的鉴别标准对这些内容进行比较严格的筛选，显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治学严谨。但是，他的《史记》还是从黄帝开始的。他确认，不管怎么说，黄帝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他又用很大篇幅介绍了炎帝，自此，中国人都称自己是炎黄子孙。

这事过了整整两千年之后，被怀疑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批近代历史学家根据欧洲的实证主义史学观，认为中国历史应该从传说中彻底解脱出来。他们把可信的历史上限划到东周，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他们认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是后人伪造的，甚至断言司马迁也参与了伪造。因此，他们得出结论：“东周以上无史。”

疑古思潮体现了近代科学家思维，显然有不小的进步。至少可以说嘲弄一下民间历来喜欢把故事当作历史的浅薄。但是，这毕竟是近代科学思维的初级形态，有很大的局限性，尤其无法处置那些属于“集体无意识”的文化人类学课题，无法解读神话传说中所沉淀的群体密码，无法阐释混沌时代所蕴藏的神秘真实。

更为荒唐的是，比疑古思潮产生得更早时间，学术文化界还出现过“华夏文明外来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巴比伦，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所在地。那地方确实是人类文明最早的发祥地，很多古代文明都从那里找到了渊源，甚至有学者断言那是“人类文明唯一的起点”。那么华夏文明为什么不是呢？连中国一些很著名的学者也被这种思潮裹卷，而且又从中国古籍中提供一些“证据”。例如蒋观云、刘师培、黄节、丁谦等都是。大学问家章太炎也在他的《序种姓篇》中赞成了外来说。设想都非常开放，但理由都十分勉强。

文化记忆的唤醒，并不像人们设想的那样按部就班，它往往由一种发现激活全盘，就像在欧洲，维纳斯、拉奥孔雕像的发现，庞贝古城的出土，激活了人们的遥远记忆。记忆不是一个严整的课本，而是一个地下室的豁口。记忆不是一种悠悠缅怀，而是一种突然刺激。

其实很多远古传说极有可能掩埋着让人们大吃一惊的史实，例如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从1870年开始对于特洛伊遗址的挖掘，1874年对于迈锡尼遗址的挖掘，以及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斯1900年对于克诺索斯王宫遗址的挖掘，都证明了《荷马史诗》和其他远古传说并非虚构。文明的陨灭，总是让人感到遗憾。灭亡有多种等级，土地的失去、庙宇的毁坏，还不是最高等级的灭亡。最高等级的灭亡是记忆的消失，而记忆消失的最直接原因是文字的灭亡。

除中国外，世界上所有其他古文明灭亡的时候都没有留下文字记载，而当后世的考古学家发现他们远古的声音时，这种文明早已不存在了。1939年玛雅文明被发现时，它已经灭亡几百年了；1871年特洛伊古城被发现时，特洛伊文明早已消失了3000多年；1899年古代巴比伦文明被发现时，古代巴比伦文明也已经灭绝了3000多年，这个时间和甲骨文发现是同一年。甲骨文连接的中华文明没有中断，但是古巴比伦文明已经灭亡很久了。1900年，古希腊的克里特文明被发现，而这个文明在3600多年前就没有继续；再晚一点的1902年，当古埃及文明重新出现在考古学家面前时，这个文明也消失几千年了。

就在伊文斯在希腊克里特岛上发掘克诺索斯王宫的同时，中国发现了甲骨文，有力地证明商代存在的真实性。这就把疑古的学者们所定的中国历史的上限从公元前九世纪一下子推前到了公元前十四世纪。有些疑古学者步步为营，说：“那么，公元前十四世纪之前的历史是伪造的。”直到黄帝陵的发现才彻底揭开中国历史的神秘面纱，使得疑古学者无颜面对世人，也使得司马迁不仅仅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学家，而且成为一个改变我们所有中国人的人。因为是他，使每一个中国人成为“历史中人”。为此，我不止一次地反复阅读《史记》。

后来，考古学家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实物证据，不断地证明着这片土地上文明发生的独立根脉。地质学家翁文灏就发表文章阐述远古大洪水所沉积的黄土地与大量旧石器时代文物的关系，证明黄河流域也有过旧石器时代，与西方的旧石器时代平行共存。

有过了“疑古”“外来”这两大思潮，又有了不少考古成果，我们就可以重新检视史料记载，对黄帝时代作出比较平稳的认定了。

中华文明是特例中的特例。人类最早的六大古文明中只有它没有中断，不仅有琐碎的文字记载，而且构成了一个庞大的记忆系统，连很多琐碎的细节也在被后代长时间折腾。例如黄帝是华夏民族实现第一次文明腾跃的首领。在这之前，中国大地还处于混沌洪荒之中。因此，后代就把各项文明的开创之功都与他联系在一起，贴附在他身上，并把他看成是真正的始祖。但黄帝出生在哪里？在何处发迹？肯定是黄河流域。在黄河流域哪一段？又引起学界的纷争，牵涉到现在从甘肃到山东的很多省。余秋雨先生认为黄帝出生在河南新郑，原因是那里自古就有“轩辕之丘”“有熊氏之墟”。黄帝号“轩辕氏”，又号“有熊氏”，正好对应起来。直到2012年石峁遗址的发掘才平息了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至于有的学者在事实面前还要为自己的学术观点辩护，那就另当别论了。

似乎担心我们听不懂黄帝的声音，就在石峁遗址发掘不久后又接二连三地发现了寨山、寨峁、寨梁遗址，让我们听到了黄帝童年、青年、壮年的声音。正是这种歌声，重新唤起我们对文明最初的记忆。

清明去寨山遗址祭祖，踏青而上，拜谒于寨山之巅。寨山如睡，草木初醒，烟波覆景，山色空蒙。沿崎岖而委婉，沐惠风而荏苒，探祖涉长路，记忆塑远道。

寨山石城遗址是4500多年前的一座大型石城遗址，位于府谷县西南约70里处的一座大山上，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北临石马川，东临绿川沟，西为深堰石渠，三面环水，南据墕口。整座山气势宏伟而又较缓冲，略呈南高北低势。石城顺山形而筑，呈不规则四边形状。临河山巅有古寨，上有庙宇，远远望去，挺拔巍峻。有东西四门和望楼，城中心筑在现在的古寨里。在远古，这里林木茂盛，牛羊遍地，水源充足，鱼类众多，气候宜人，繁衍生息着众多早期人类。经对石城进行考察，发现多处已被黄土埋没却又可看出端倪的瓦砾石堆，特别是在坍塌及被雨水冲断形成沟壑处有石垒城墙，便沿着石梁边走边观察，发现石梁延绵不断，有的地方出现沟壑，但可看出沟壑对面有石墙“形断意不断”。在一处被土埋没的石梁处露出整齐的城墙。走到东边，有几处“凸”出的地方，状似古城“马面”。古人用自然石块、石片砌垒城墙，石块毫无人工打磨痕迹。沿四周走，东西南北4门遗迹明显。因为其城硕大，站在一个点上是看不完整的；又因历经战乱，此城约有数百年无人居住，变为荒城，既史无记载，又长期未引起重视。

2015年10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占地60万平方米的大型石城遗址进行徒步踏勘、研究陶片和实地测量。专家一致认为：府谷寨山石城遗址是继神木石峁遗址后的又一重大发现，应同石峁遗址放到同一高度来看待和研究，这将再次改变人类对中国早期文明格局和中华文明起源的传统认识。

沿寨山石城遗址走一圈后，站在最高处，内心一阵强烈震撼。我们仰慕纽约城市群、伦敦城市群、巴黎城市群、东京城市群，以及按照它们的模式正在建设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等，以及最近规划的呼包鄂榆城市群。其实在黄帝时代华夏文明就有了自己的城市群。2016年经国家文物部门批复，陕西考古院史前文明考古队队长马明志一行6名专业考古人员进行实地考古发掘，发现继寨山石城遗址后，在距寨山石城遗址不到8公里的范围内，又相继发现了寨梁石城遗址和寨峁石城遗址。这三处史前石城遗址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且三座古城相距仅7.31公里，呈不规则三角形状镶嵌在一条流域内，形成一个史前石城遗址群，实属罕见。据专家介绍，这一城市群在迄今为止的世界考古史上绝无仅有。这是一件何等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能不让人景仰之至吗？

在景仰、震撼之余，我又开始埋怨起它来。由于它的迟迟不出现，导致那么多的中国历史学家集体犯错误，也导致中国学者和国际学者为华夏文明争论了那么多年，让汤因比、享适顿这样世界历史学界的泰斗、大师也抱憾西去。在埋怨寨山石城遗址群的同时，又责备起中国的早期大师来，包括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为什么不在他们的《春秋》《国语》和《史记》中写明黄帝的出身来历，而使后世学者研究起来一头雾水，不着边际？我还抱怨后世学者为什么只会本本主义，搞不清华夏文明的始祖来历，为什么不去叩问大地呢？

我们当然不应该去埋怨和责备，孔子、左丘明、司马迁，从黄帝到他们所处的时代已有二千多年，中间走过了尧舜禹，又隔了夏商周，我们有什么理由和资格要求他们把黄帝的事情交代清楚？他们能严谨地根据传说整理，试图厘清历史脉络，已经是人类精神的奠基者。至于后世学者的“数典忘祖”，如源流“外来”者，试图突破千年传统观念探索华夏文明的异域源头，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华夏文明的热爱。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论述暴露了传统学术方法的典型弊病，那就是严重缺乏实证材料，却又好作断语。那些断言华夏文明来自巴比伦的学者，在自己的思维中从来就缺少逆向的证伪习惯，因此听风即雨。至于疑古者把一时搞不清楚的东西就认定为不存在的做法，也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当代历史学者中，易中天先生算是聪明，他在《易中天中华史·祖先》一书中详细介绍了关于黄帝出身的一系列古籍记载，最后结论是：“风光无限的黄帝，出身却是个谜。”“出身之谜”就是在当时条件下最科学的结论。不管结论对错，都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孜孜求索，文化的责任和力量、文化人的使命和尊严，都在这里。

面对寨山遗址，中华文明远古走来，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清明的气温骤然下降，原来是从北美洲吹来的一股“贸易制裁”的冷风，可惜这股冷风刮的不是时候，清明一过，大地春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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