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让监督再添一双慧眼

管弦士

据《广西日报》报道，玉林市玉州区纪委监委将辖区内8000多名监察对象及其家庭成员情况，录入扶贫资金监管大数据平台，借此筛查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虚报冒领、骗取套取扶贫领域资金等情况。2019年，该区筛查3批次180多条问题线索，涉及公职人员29人。

2013年，被誉为大数据时代预言家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所著《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一书进入中国。其在书中预测：今后我们将从海量的数据中，找到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这将极大影响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

这一预言，正在成为现实。试想，一辆经过登记备案的公车一旦开行，单位的门禁、街巷的电子眼、停车场的收费仪、高速公路的ETC……都将记录下这辆车的信息，如果这些系统录入的数据是共享的，都可以智能化匹配相关关系，那么，一旦该车被私用，还有不被发现的可能吗？

事实上，一些地方已经实践。比如，2019年，桂林市秀峰区纪委利用公务用车信息管理系统、交通管理平台、油卡充值及加油电子系统，清理纠正不规范使用加油卡100余张，立案查处公车私用、私车公养案件17件。

建立大数据平台，实现多部门信息互联互通，监督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就会处处高悬，让腐败和作风问题难以遁形。大数据在监督方面的巨大威力，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增加透明度，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各个领域大范围的数据共享开放，特别是不同来源的数据经过有效的关联、融合，就会形成针对某个领域、某个对象的完整视图，权力再想暗箱操作将越来越难。以玉林市纪检监察机关建立的扶贫惠民资金项目大数据监督平台为例，仅仅是博白县，2019年以来群众进行实名查询就达57万人次，在线投诉举报104件次，转立案20件。

增强主动性，令“坐等举报”的窘况得以改变。一个很有意思的事件是，湖北省石首市招商局一下属单位，曾违规从某公司分两次购买了17瓶茅台酒，花费1.6万余元。该单位将此款转账至对方公司账户后，发票尚未在石首市招商局报销，就被税务票检平台发现了。这就是大数据实用性的一个体现，以往并不太靠谱的“坐等举报”变成了精准的“主动出击”。

增添震慑性，使侥幸心理在高压面前逐渐消退。拿河池市来说，在纪检监察机关联通民政、社保、新农保、扶贫、住建、医院、财政等专线信息后，该市通过建立市县巡察一体化大数据综合分析平台，采集了市县两级相关部门和全市1642个行政村（社区）涉农惠农资金等电子数据1250多万条，这些信息，随时可供巡察人员进行多向对比。想伸“黑手”而又不被发现，“技术难度”大增。

数字罗网之下，瞒天过海不再好过，李代桃僵不再好代，顺手牵羊不再好牵……大数据，正在让监督更有力量、更具智慧。其实，不光纪检监察机关，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来看，哪个方面还能漠视、远离、拒绝大数据呢？一些部门和单位，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思想还停留在“石器时代”、手段还停滞于多年以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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