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外省人与“漆”诗歌的“爱恨情仇”

外人可能会好奇

湖南牌普通话怎么会与北流土白话纠缠在一起的？一个外省人，怎么就混入了这么“漆黑”的岭南诗歌队伍？

那时我还没生锈。

那时我没才，更没财。

生活所迫，不得不离开故乡，毅然南下。

那时我刚到岭南小城，在一家市级党报谋生，像农人种地般奔忙，将500元工资中150元用来交房租，300元寄回老家，剩下50元偶尔买包烟，将烟圈吐得一圈一圈的，相互纠缠。有时与一帮文艺男女光顾南流江边一个夜宵摊，一碟红瓜子，一碟辣凤爪。兴致一来，就敢高声读诗，读余光中《乡愁》，读席慕蓉《一棵开花的树》，偶尔也敢读自己的诗。

其时，民间诗刊《漆》在北流江边横空出世。我先是认识伍迁，接着就认识了颇有“宰相风度”的大肚诗人吉小吉，其时他还叫虫儿。后来去北流市委宣传部采访，认识了极瘦的笔名天鸟的诗人谢夷珊。后来，依次与朱山坡、陈琦、梁晓阳、陈前总、李京东、梁践、马路、李一鱼、琬琦等诗人们熟络起来。

我知道，“漆”的诗人们当时过得并不宽裕，我也知道某某诗人去哪里开笔会，连路费都囊中羞涩。而我在几年间靠纪实稿已挣回了老家镇上的四层小楼。纪实稿虽然挣钱，但我却隐隐感到意义不大。此时，漆诗人们一个个名声大振，谁谁在《人民文学》发表了，谁谁上《诗刊》了……说真的，我有点羡慕嫉妒恨。

我还在远远观望，徘徊。

偶然间，我会借着去采访的机会接近他们，接近这群浪漫的诗人们。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点不假。

这之前，我曾经也写过所谓的诗，那都是些如今不敢再拿出来示人的纯抒情。也有“啊”字诗。

既然重新写诗，就意味着要跟以前的所写来个彻底的决裂。我照猫画虎涂起诗来。偶尔，会壮着胆子把新鲜出炉的分行发给天鸟、吉小吉、伍迁等诗人，请他们斧正。他们可以说是我最直接的老师。伍迁偶尔会说一句，“这首是你所写、目前我看到的最好的一首。”哈哈哈，有这么好吗？关键是他说了好几次，那么，哪一首才是我最好的诗呢？吉小吉则总是笑眯眯地鼓励我：你写得越来越好了，特别是你的“新闻诗”……朱山坡则善意地提醒我，要写诗，则要趁早。那个我叫他“谢夷珊，括号，男”的天鸟，会耐心地指出，这里啰嗦了，写诗要用减法。偶尔，他会夸我，这首诗，可以排名广西前二十，直至挤进前十！真、真有这么……好么？我受宠若惊。当然，他们这样夸的好处，就是让我大胆敢写，无知者无畏。我知道那个沙漠里的故事，一个水壶，那个快渴死的人千方百计要夺过来，而那个拿着水壶的人，总在苦口婆心讲道理：这水还不能喝，喝了，后面的沙漠怎么走……一直到走出沙漠，那个拼命想夺壶子喝水的人才知道，这壶，原来一直是空的。

就这么着，可以说是“被鼓励+欺骗”，我上了朱山坡所说的“漆，这辆大巴车”。

等到《漆》杂志编到第11—12期合刊及13期时，我居然与吉小吉成了主编。这期间，我组织过漆诗人的10人作品集束登上过《诗歌月刊》，漆诗人作品多次登上《中国诗歌》杂志，以及《诗歌周刊》网刊等。我与漆兄弟们写并快乐着，集体上《红豆》《贵州民族报》《作品》，同时我为“漆”写新闻稿，为“漆”摇旗呐喊，为“漆”出一份力。

今天，我依然是个诗歌学徒，参加了第16届全国散文诗笔会，多次全国性的笔会，数次参加在广西举办的诗会活动；已经在《诗刊》《十月》《星星》《北京文学》《扬子江》《诗选刊》《诗歌月刊》《诗潮》《绿风》《散文诗》《延河》《作品》《奔流》《湖南文学》《山东文学》《广西文学》等全国近100家杂志发表诗歌（组诗）。可以说，没有“漆”，就没有今天的我。是“漆”兄弟的不离不弃，让我的诗歌梦想发芽，生长。在漆诗歌沙龙成立20周年大喜的日子里，让我真诚地说一声：漆，永不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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