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江湖儿女》中,贾樟柯对中国民间社会人情世态的把握无疑是准确的,更是冷峻的。片中,江湖的意味颇为复杂,它是上世纪90年代小城市开棋牌室的地头蛇斌哥赢得大哥地位和尊严的江湖世界:可以轻松体面地解决环绕身边的小弟间借钱不还的纠纷,也为别墅开发商二勇哥所倚重,为其铲平对抗开发的捣乱分子。斌哥还黑白两道通吃,万队与斌哥的熟稔一望便知,大学生林家栋在狱中也得亏斌哥的照顾而把一年半的刑期比作“进修”。
起初这种对江湖与江湖中人的认同感显然来自斌哥,斌哥深知“有枪的才死得快”,但已难回头。斌哥的江湖世界坍塌得猝不及防,还来不及建立起更多的传奇,就已戛然中止。更可悲的是,同时分崩离析的,竟还有斌哥的志气、情分和恩义。斌哥再见到千里寻他的巧巧,也承认自己早已不是从前的斌哥。此时,他的江湖世界及一度遵信的江湖道义情义也全面瓦解。
巧巧是野性的,却也是单纯安稳的。无论是影片开头,还是后半部,新疆那个偏远的地方始终都是她向往过安稳日子的一个指向和象征。为此,她不惧跟随一个在火车上萍水相逢的吹牛男子真的踏上了去往新疆的火车。
然而,人各有命,她不属于新疆那个辽阔安稳的他乡,巧巧才是家乡江湖世界的传奇女子。从巧巧威风凛凛又紧张战栗地冲天鸣枪,命运已大大偏离了那个安稳的轨道。等待她的是牢狱之灾和数不清的生活磨难,当然最让她伤痛的还是斌哥的恩断义绝。奉节两人终于重逢的夜晚,既没有斌哥重振声威、红颜相伴走天涯的江湖豪情,也没有鸳梦重温的浪漫激情,甚至都没有故人相见的一声嘘寒问暖。斌哥是被机智的巧巧逼出现身的,两人之间也只剩下跨火盆避邪残存的一点江湖仪式感,巧巧的伤痛绝望在她背对斌哥的无助饮泣中被表现得一览无余。
但是,行走江湖的巧巧始终是情深义重、爽利大气的。在暗夜的火车站上,巧巧茕茕孑立,此时繁星满天,流星西坠,一瞬间照亮了大地。见证过如此灿烂景象的巧巧从此不再有恐惧,恰如她勇毅明亮的侠女般的内心。然而,这样也就愈加显示出退出江湖的斌哥的卑琐委顿与无情无义。
当然,作品并不着意于做性别审视,而是一如既往指向转型社会某一阶层或人群的生存境遇与精神世界。斌哥所崇尚的武侠片中打打杀杀的江湖世界是不可能长久存在的,贾樟柯在此对现实冷峻的观照既消解了所有伪武侠的豪情,也击碎了一切伪浪漫的泡影。
因此,与其说贾樟柯讲述了一个江湖故事,倒不如说他讲的是一个关于江湖消亡和瓦解的故事,而这才是现实严正的真相。迷恋武侠却没有发达起来的斌哥是不足为训的,痴迷于国标、土洋结合的二勇更早早丢了性命,知识经济时代的英雄属于大学生林老板这样的成功者,却也经历了艰难的脱胎换骨或洗白过程,可能是另一个“天注定”的故事吧。在这个新的江湖世界里,没有斌哥的位置,即使那段短暂的恋情可能让他一度叨陪末座,但这中间他经历了多少失败、蔑视、打击、挣扎与不甘,直到自暴自弃,片中并没有表现,但从他拖着伤残的病体回到家乡来看是不难推想的。
贾樟柯式的影片结尾从来都是震撼人心的,《山河故人》透出的是荒寒苍凉中的慨然与感动,又不失热烈奔放。 《江湖儿女》中,随着斌哥轻轻地一句 “走了”,在巧巧心中不啻平地惊雷:混闹一世如斌哥,这一走,无论是出于歉意悔愧还是希望保有男人最后的一点自尊和骄傲,未尝不是巧巧的侠义感染的、激发的,于是他才宁可生活无着,也不想再拖累仁至义尽的巧巧。而这一走,从前那个讲江湖道义的斌哥像是重新回来了,哪怕只是复苏了一点点义气和良心。结尾处那一声声震撼无比的画外音巨响正是巧巧心声的外化,纵使“对你无情了,也就不恨了”,但那种岁月沧桑中积聚的美好、相思、憧憬、哀默大于心死的绝望,直到一点点放下的挣扎、洒脱、不恨以至淡然,却又鬼使神差、千回百转地重逢,拖累着、辛苦着也疼惜着——还是受不了别人欺侮斌哥!此刻,过往的千头万绪、点点滴滴,在她的胸中汇聚、奔涌、冲撞,外在却是凝重冷峻、静水流深。情感的真实与克制成就了艺术的蕴藉之美,自然流转、炉火纯青。
在结构上《江湖儿女》也克服了《山河故人》叙事的某种断裂感,其不足是影片开头赵涛廖凡较老,不太像90年代初中期谈恋爱的年轻男女,但他俩后面的沧桑感衰颓感演绎得特别到位。
(作者简介:戴清,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戏剧影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协会视听专委会秘书长、中国电视艺委会特约评论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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