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小镇少女的留守往事：性困惑、疏离的家与心灵之路

一名网友曾在知乎上匿名发起提问：“曾经的留守儿童长大后是个什么状态？”

近400人分享了自己的故事，成为一次集体倾诉：普遍敏感、自卑、缺乏安全感……1984年出生的黄骥，说起自己的留守童年，认为是书籍拯救了她——小学六年级开始看《罪与罚》、《基督山伯爵》、《苔丝》……“在冰冷的被子里，是书籍温暖了我。”

黄骥

书让黄骥懂得人性的善与恶，让她慢慢喜欢去观察人、了解人，研究人：“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不是那样的，是怎么变成今天的自己……”最后让她走上电影导演这条路。

2017年春天，黄骥第二部剧情片《笨鸟》，斩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竞赛单元“评委会特别奖”。更早之前，她的首部剧情片《鸡蛋和石头》(2012年)，获得了荷兰鹿特丹国际电影节“金老虎奖”、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最佳处女作奖等多个奖项。

它们讲的都是留守少女的伤痛。在黄骥老家——湖南省安化县梅城镇，冬天总是寒冷而潮湿，彷徨又迷茫的留守少女，在孤独中撕裂成长。

“在电影节放映时，很多观众看完后，一上来抱住我就哭。”黄骥说，他们不经意被电影刺中，一定是因为有着同样的伤。当个人的痛苦体验进入集体，成为自我身份意识的核心时，创伤就会变成为一代人的伤痛。

每个人都在寻找走出伤痛的出路，包括黄骥和她的女演员姚红贵——两部电影的主演，一名曾经的留守儿童。

《笨鸟》海报

“怨恨”与“冷漠”

绕着山路，爬过一座又一座雪峰山脉，海拔一千多米的山羊村是黄骥最初的老家。

父母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之后去了乡镇医务室，再下海到广东开诊所。在黄骥的印象中，妈妈总是工作很忙，没人给她做饭，“我就用白糖拌米饭吃，就这样得了胃病，之后去了芙蓉村的姑姑家，在她家把胃病养好了”。

艳阳照着满山的茶叶树，溪水“哗啦啦”地流过山谷，伴着一声声“知了”的蝉鸣声。二十多年前，她曾在这里游泳、抓鱼、挖竹笋、看葬礼……“美好记忆都来自芙蓉村”，她觉得芙蓉村才是家乡。

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小时候的黄骥不爱说话，喜欢看书，经常捡地上的废报纸读。在姑姑家待了几年后，她去了梅城镇完小读小学五年级，那时父母从广东回来镇上做小生意。

黄骥记得刚到镇上时，内心自卑，被人说“吃饭像猪一样”也不敢回应，经常一个人逛新华书店，每次看到崭新的书，就偷偷地把书藏进衣服里、或裤子里面。出租房的沙发有一个洞，她经常把书塞进洞里面，有时候被妈妈发现了带去道歉，她也觉得没什么，“母亲一直觉得我不是一个理想的女儿”。

“黄骥不爱说话，只爱看课外书。”母亲黄小雄对黄骥小时候的记忆寥寥，只记得她三岁时喜欢哭，“我们把她送到一个学校去，她自己哭着回来了”。

在镇上待了一年多后，生意失败，欠了十几万块钱，黄小雄和丈夫再次决定去广东打工。

7月中旬，在长沙一家诊所内，黄小雄回忆起那时：整整有七年时光，没有回过一次家，把黄骥丢给外公外婆，自己每天都在诊所内忙，不曾了解过女儿的青春与悲伤，“忽然一下子（孩子）就长大了”，如今让她觉得愧疚万分。

对黄骥来说，那些日子很漫长，孤独又敏感的她，在父母离开后，感觉更加孤寂无助，“每天晚上都哭，哭着哭着就睡着了”，由此心中滋生了一种怨恨。

寒暑假去广东看父母，她经常和妈妈吵架或打架。“有一次她打我，她头发很长，我抓她头发，她打我屁股，我就咬了她大腿。”黄骥说，她以这种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但是并没有引起妈妈的更多关心。

黄小雄太忙了，经常夜晚还要接诊，有时候和着衣服就睡着了，母女间的隔阂，让黄骥的整个青春一直很压抑，这让她觉得自卑，觉得自己像一只笨鸟，“长得又不好看，脾气性格又不好，还不懂跟人交往”。 她至今回想起来，觉得那个时候的自己，“应该是很怪异的一个女孩子，眉头也经常是皱起来的，总是沉浸在文学的世界里面”。

7月21日，北京上学路上公益促进中心发布了2017年度《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白皮书显示，9.3%的农村留守儿童称父亲或母亲去世对自己“几乎没有影响”，留守儿童与父母之间“亲情单薄”，他们的心灵状态更需要社会关注。

“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她没有陪在我身边，一直都忙于去工作、去赚钱。”大学毕业后很长时间，黄骥对母亲的怨恨都无法释怀，直到拍完第一部剧情片《鸡蛋和石头》，女儿千寻出生后，才开始慢慢化解。

黄小雄不曾知道，小时候的黄骥内心如此敏感多愁，却又坚定执著。直到多年后，黄骥在国外参加纪录片放映，打电话给母亲黄小雄，说起“喂奶阶段，奶涨，在宾馆里面晕倒了”，黄小雄才明白，因为自己对女儿的忽视，让她长大后坚持自己带小孩，“她希望千寻在温暖的家庭环境中成长”。

黄骥的第二部电影《笨鸟》，讲的是小镇留守少女的青春故事，见证了情感的冷漠，还有一段被拒绝、侵犯和伤害，没能得到任何温暖回应的独自成长。主角林森由小镇留守少女姚红贵主演，她和电影里的林森一样不爱跟人说话。

1997年出生的姚红贵，一岁左右就被送到外婆家，直到11岁时，父母才从广东打工回来。姚红贵记得，有一次在外婆家过年，父母从广东回来，她看到后以为是陌生人，躲在外公背后问是谁，外公告诉她，“是叔叔阿姨”，她果真就叫他们“叔叔阿姨”。

姚红贵自小独立。8岁的时候，她一个人搭车去外婆家，“中间要转一趟车，要坐两个多小时”。母亲萧妹连说，姚红贵有什么事情，从来不跟她讲。

《笨鸟》剧照

“性困惑”与“性教育”

从芙蓉村下山，不到十几里路，就是姚红贵的家，离仙溪镇两公里左右。在一栋崭新的三层楼房前，穿着橘色T恤的姚红贵，午后睡意朦胧的走了出来。

黄骥至今记得，五年前，第一次见姚红贵时，她还是个小女孩，正在初二教室里上课，老师叫了三个女孩出来，“她是最沉默的那一个”。那时黄骥已看了五六百人，都觉得不满意，姚红贵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想知道“沉默”背后是什么样子。

“可能因为那时很压抑”，但姚红贵有想不起来自己为什么压抑，“可能因为进了不喜欢的中学”。姚红贵喜欢跟黄骥聊天，“感觉跟黄骥姐说的话比跟我妈说的还多”。

如果说姚红贵改变了黄骥的电影计划，黄骥此后则改变了姚红贵的生命轨迹。电影《鸡蛋和石头》的主角就叫做“姚红贵”，讲的是14岁留守少女姚红贵被舅舅性侵犯后怀孕，经历了因担心怀孕而日日期待着流血（来月经），到发现怀孕、孩子被打掉，再到最后时她又流血（来月经）了的故事。

姚红贵那时13岁，不懂自己拍的是什么。她对性的唯一认识是：六年级的时候，隔壁班的一个女生被成人性侵，“当时我们也不太懂，都当一个八卦在传，还边说边笑，觉得那个女的自己怎么怎么样……”

除了第一次来月经，母亲告诉她“要用卫生巾”，父母从没跟姚红贵说起过性。黄骥成了她的性启蒙老师，拍完电影后，姚红贵懂得女孩要保护自己，甚至感觉性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黄骥不避讳她童年的可怕经历——曾遭遇过性骚扰，这段灰色的记忆像一块石头沉沉地压在她的胸口，并一直伴随着她的成长。“我想用拍片的方式来治愈自己，于是就去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

当她准备好要拍片时，从前的经历就自然浮现出来：从初中开始谈恋爱，交不同的男朋友，跟校外的男性写信、打电话、谈恋爱，成绩迅速下降。做这些“就是觉得太压抑了”，情感上得不到认可，身体像患了饥渴症，“天气很冷，身体也很冷，睡觉盖被子也不暖和，就特别想抱着一个人睡觉”。

2016年，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统计当年公开报道的433起性侵儿童案件发现，受害者为农村（乡镇及以下）儿童占比75.98%；受害者为城市（含县城）的占比23.09%。

“媒体和网络有很多留守儿童被老师性侵犯、性骚扰的报道，但新闻只是客观报道，没有人知道当事人是怎么想的，发生以后是怎么度过那段黑暗的。每天生活还要继续，又不能告诉身边的人，她们这时间是怎么度过的，怎样的心理状态？”黄骥说，她想把这种状态告诉大家，希望让更多的人来理解和帮助她们。

《鸡蛋和石头》就是通过留守少女“姚红贵”每一天的生活轨迹去讲她是怎么度过这段黑暗的。

因为懂得这种无助和无望，成年后的黄骥也格外关注儿童的性教育。为了帮助村里孩子提高性教育常识，2014年秋天，她介绍村里幼儿园老师喻彩红去北京参加培训。“我之前什么都不懂，只知道赚自己的钱，教自己的书。”喻彩红说，她后来把保护女童的App打开给孩子们看。“教她们不要单独和陌生男子相处，不要把裙子随意掀起来，身上衣服盖住的地方不准任何男人碰”。

《笨鸟》剧照

“坚定”与“迷茫”

初二时，黄骥交了一个男朋友，“突然有一双眼睛会看着你”，她开始觉得非常好，直到两人发生第一次不愉快的性行为后，就分手了。

她后来导演的电影《笨鸟》，就源于初恋的第一次性体验。“很多女生跟我讲述自己的‘第一次\’，我发现她们讲述的时候都带着羞耻感”。谈起这次经历，成年后的黄骥反问，“为什么女生跟男生在一起，就要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如今再反思这段感情，她觉得因为从小情感缺失，没有一个平静而自信的灵魂，所以当年才会主动提出分手。而分手后，她迫切想要离开小镇，“觉得待不下去了”。

“我们没有管她，出来赚钱，希望给她更好的教育，其实我们并没有给她很好的教育。” 黄骥父亲肖子龙说，初中后的黄骥，几乎不再认真上课，经常迟到、早退、课堂看课外书……有时跟着小混混去吃夜宵、爬山，到山顶烧枯枝败叶。班主任差一点开除她，后来姑姑黄育红去说情才留了下来。

爷爷奶奶都无法理解黄骥，让她感觉“压抑到无法挣脱”，她至今记得，有一次下很大的雨，她和一个女孩从镇农贸市场一路狂奔回学校的那种痛快淋漓。

那时班里90%都是留守儿童，他们大多都比较沉默，没有太大的野心和欲望，或者有也不敢去做。黄骥从书籍里找到一种方法，“觉得某天会变成书中的某一个人，作出一些‘出格\’的事情来”。

高考的时候，黄骥坚持要报考电影学院。在山里长大，她经常看村里人拍遗像，“觉得人活了一辈子，唯一（证明）存在的事情就是遗像摆在后代的堂屋里”，她因此着迷于影像的魔力，但那时没人相信她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

第一次高考考得不好，父亲赶回来陪伴她考，第二次终于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

大二的时候，黄骥回家拍短片，发动了姑姑一家人帮她拍，姑姑开始不赞成，觉得辛苦，“不希望她过的那么辛苦”，但姑爷肖品正一直都支持她，说“女孩子也要有一个奔头”，他们帮她联系人，给她当策划、演员、录音……

“村民不理解她，他们骂她，吃了很多苦头……”黄育红说，黄骥做事情认真、专业，而且想做就做，2012年女儿千寻出生后，她“后面背着小孩，前面扛着机器” 。

从小生活在乡村和城市之间，能同时看到乡村的喜怒哀乐和外面的花花世界，黄骥后来站在两者之间拍出了自己的电影，“路越走越宽，不断获奖，有奖金的，没奖金的，都会告诉我”，黄育红说。

一年多前的初春，黄骥陪着姚红贵到北京参加艺考，因为没经过任何专业学习，姚红贵最终进了湖南大众传媒学院，“如果我没有碰到黄骥姐，不要说我妈不想我去学表演，我自己也不会想去学这个”。

今年20岁的姚红贵，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从小爷爷就不让她干活，放假回家，她大部分时间看电视、手机和睡觉。她性格被动，不太爱说话，比较容易满足，至今没谈过一个男朋友。“感觉黄骥姐比我疯狂多了，我挺羡慕她的，喜欢她那种激烈的生活方式，不过又觉得她过得不太好。”她说。

阳光打到姚红贵头上，晕出一片金色的灿烂。她坐在沙发说起“梦想”——“不知道算不算梦想，我现在想的，除了学习表演外，就是想去当演员，演自己喜欢的角色”。

《笨鸟》剧照

“内向”的性格与“向内”的电影

“她性格比较内向，跟我们父母很少说话。”父亲姚远归希望女儿姚红贵以后“过得好，有钱用，找个好老公”，至于在拍电影方面，他说没有想很多，也不知她以后的路怎么样，觉得“出名简直是天方夜谭”。

6岁之前，姚红贵一直跟外公外婆一起生活，跟表弟表妹一起跳绳、捉泥鳅、玩过家家……上小学后，她回到家里跟爷爷一起生活，奶奶在她还没出生前就过世了。

“她爸妈在广东打工，我一个人带她，读书去接送，中午还要给她送饭。”85岁的爷爷姚金华（化名）说。

从家里到学校有一公里，走路要十几分钟左右，那时还是一段狭窄的土路。有一年，姚红贵见表姐穿了一双新鞋子，要爷爷给她也买一双，爷爷觉得鞋子贵，不太愿意买，“我死活不肯去读书，还在那个地上打滚。”姚红贵至今记得，爷爷那时都要被她气哭了，但最后还是给她买了那双鞋子。

父母在广东的时候，每年过年都会回来，母亲萧妹连说，“我们出去，她从来不哭；我们带礼物回来，也从没见她笑。”在他们眼里，女儿似乎总是这样“没有表情”。

导演大冢龙治（左）、主演姚红贵与《笨鸟》电影海报

2008年，萧妹连和丈夫从广东回来，在家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她以为生活一直会这样，直到2011年的某一天，导演黄骥跟着姚红贵来到家里。当天她去“搞乐队”了，丈夫姚远归也去了工地，直到隔壁亲戚打电话给她，萧妹连开始以为女儿遇到了骗子，直到见到黄骥本人后才放心。

黄骥导演的电影串联着她的过去和留守少女的现在，每次拍电影之前，她都会先做采访，比如《笨鸟》，采访了各个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女性，从十几岁的少女到七十多岁的老人。

“我的电影是向内的，观察内心的，在少女的无动于衷中，看到内心的骚动”。黄骥觉得，正因为她对个人更感兴趣，她和大塚龙治先生，一个日本人和一个中国人，两个人才能够走到一起。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个讲座上，那时黄骥读大二，大塚龙治到学校学习中文。“我当时问他日语‘我爱你\’怎么说，他就用日语说给我听了“あなたのことが好きです”。来北京之前，大塚龙治已经在日本电视台工作了七年，后来两个人慢慢就在一起了。

“她很天真，对人物很有好奇心。”丈夫大塚龙治评价黄骥，多年来一直保留了这份天真和好奇心，这也是当年吸引他的原因。

他们组成家庭作坊式剧组，黄骥是导演、副导演，还有录音；大塚是摄影师、灯光、场工还有司机。“整个剧组主要就我们俩”，不拍的时候，两人就一起讨论剧本。

黄骥是感性的，她对个体，特别是女性个体的情感更感兴趣，“不像一些男导演，对这个世界的秩序，对权力的规则更感兴趣”，大塚帮她找到了自己的特点，并获得了成功。

大合照（含特别从日本赶来的导演大冢龙治父母），左起大冢父亲、导演黄骥、千寻（导演女儿）、女主角姚红贵、大冢母亲、大冢龙治、制片人陈玲珍、监制徐小明

“影片谜样的氛围一直萦绕观者心头。”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颁奖词评价电影《笨鸟》说，它讲述了“关于人与人的关系，人们如何在冷漠离群的现代通讯工具充斥之中，设法铺出人际沟通的路径”。

十几年过去，留守已成为往事，黄骥用电影的方式与过去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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