恪尽职守的 中国首任外交官蒲安臣

■唐宝民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一直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外交。1844年，才设置了管理地方外交事务的“五口通商大臣”；直到1861年，成立了管理外交事务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了《天津条约》，从1860年起，列强国家纷纷派驻使臣常驻北京、处理外交事务，外国列强一再要求清廷兑现《天津条约》的规定：向外国派驻使节。而且形势的发展，也迫切需要中国对外派驻使节，怎么办呢？不派看来是不行了，派吧，又实在太有损老大帝国的尊严，三千余年古国，焉能向外化蛮夷主动上门求好？

就在两边为难之际，恭亲王奕訢突然发现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1867年11月，美国首任驻华公使蒲安臣任期已满，在卸任前，蒲安臣到总理衙门向奕訢辞行，奕訢忽然灵机一动：如果能请蒲安臣出任中国的外交使臣，代表中国政府出访各国，不是既能达到外交实效，又能避免天朝上国上门向蛮夷示好的耻辱了吗？于是便上奏朝廷，请朝廷聘请蒲安臣为大清使节，代表大清出访各国。朝廷接奏后，也认为这是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便欣然同意。于是，1868年2月25日，由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的代表团从上海启程，开始了对各国的访问。

蒲安臣虽然是外国人，但在代表中国出访问题上，却能恪尽职守，即使是在与美国的交涉过程中，也没有“胳膊肘向外拐”，而是尽可能为中国争取权益。美国是蒲安臣的祖国，但在蒲安臣的理念中，既然自己现在的身份是“清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就要代表中国政府行使外交权力，就应该为中国办事，所以，在事关中国问题上，他据理力争、毫不含糊。在纽约市欢迎宴会上，他以中国代言人的身份说：“我希望中国的自主，应该维持；我希望它的独立，应该保全；我希望,它能获得平等，这样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权给予一切国家。”“若你们用强力去压迫那个伟大的民族，你们可以看到，任何想实行这种暴虐政策的企图，不仅会影响中国，而且会使你们彼此卷入浴血的战争。”在蒲安臣的努力下，7月28日，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对等条约《中美续增条约》。8月21日，蒲安臣在波士顿的演讲中兴奋地说：“中国人现在可以与英国人、法国人、俄国人、普鲁士人以及一切国家的人，并肩而立了……”

离开美国后，蒲安臣使团又相继出访了英国、法国、德国、瑞典、丹麦、荷兰等国，在与这些国家交涉过程中，蒲安臣也处处为中国利益着想，谋求与对方建立一种平等的外交关系。12月26日，新任英国外交大臣克拉兰敦会见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兰敦发表一份自制性的照会，表示英国政府愿意同中国政府“以和济事”，实行修约缓进政策，“不实施与中国的独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种不友好的压迫”；在法国，由于反对势力强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后停留了半年多，仍然无法取得任何成果，只好失望地离开，但蒲安臣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使团于1870年1月前往柏林，在柏林，蒲安臣顺利地完成了谈判，首相俾斯麦发表了与英国类似的对中国有利的声明。1870年2月1日，使团由普鲁士前往俄国，2月16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圣彼得堡接见了蒲安臣一行，但沙皇在会谈中竭力回避中俄领土纠纷等实质性内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郁愁闷、日夜焦思：俄国“与中国毗连陆地万数千里，而又各处情形办法非一，既恐办法稍差，失颜于中国；措语未当，贻笑于俄人”。因此，会见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势日加。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圣彼得堡突然逝世，终年50岁。清朝政府为表彰蒲安臣出使期间“为国家效力”，竭力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特授予一品官衔，以及抚恤金一万两银子。

蒲安臣去世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所写的悼词很具有代表性：“他对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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